3月9日，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网络电视台“两会”特别节目张莹两会速递。本期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王委员您好。

　　王康：你好。

　　主持人：王委员，我们看到您今年的“两会”提案是侧重经济部分的，您曾经说过我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都是靠着庞大的人口基数经营，带有垄断色彩的企业，都不是靠着核心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进入五百强的。那么我国经济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企业也需要转变这种经营方式，您认为具体应该怎样去操作呢？

　　王康：具体来说，刚才您的那个问题我要稍微更正一下，不是都是，我们绝大部分企业是靠着人口基数和垄断经营，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少量的企业可能是靠着自我的自主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来进入，但是这样的企业对于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比例太小。中国要真正的立于世界之林，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具有自我的这种科技的创新能力，和自我的发展能力，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我想这就涉及到我们的体制和我们的机制要不断地更新。

　　王康：现在我们提出来，要建立创新型国家，那么对于企业的培育和孵化，以及对他的鼓励就应该有一套与之相应的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就包括了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扶持，以至于对于科技企业成功以后的肯定，最终是对于一些科技型企业做得很好的话，他是小型企业，他可以去领导一些大型的企业，带领一些大型企业，这就包括了从财税、金融、人力资源，包括领导力的培训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的东西，这样鼓励我们更多的企业来走自我研发的道路，来走自我创造的道路。

　　主持人：鼓励科技创新，自我创新，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民营企业应该说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多为代工企业，这种高新技术的企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在这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代工企业走入困境，民营企业要如何走出困境，国家能为民营企业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康：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民营企业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毕竟只走了30年，而且这30年正是我们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培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或者困难，现在我们面临着经济危机，可能就是在前进的路上遇到的一道门槛，一道障碍，以后还要遇到的门槛很多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我想我们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人一样，应该不要浮躁，您刚才谈到我们代工的占了很大的比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还是一个“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

　　王康：最近有一个词，我认为应该引起全国人民的警惕，现在国外生产已经注明叫做“中国组装”，连“制造”都不是，随着大量的代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我们掌握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靠劳动密集型的东西，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由于他发展的历史有限，再加上企业的人员构成这一块结构还不是很好，目前是这样一个状况。下一步我想需要通过两个方面，第一，民营企业自身要努力，就是眼界要放长一点，不要想今天办企业，明天马上就要赚钱，要赚什么样的钱？我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阿凡达》一部片子拍了若干年，静下心来，但是一旦出售这就是大片，像我们现在乔布斯的iPhone、Ipad等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集成创新。而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集成创新的方面，我认为是相对比较差的，我们现在企业数量众多，但是质量都比较差，再加上中国的企业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说都怕去吃头一只螃蟹，在研发上舍不得投入，这就必然造成了我们现在企业发展相对在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自主的知识，缺乏核心竞争力，这是我们现在民营企业在以后要特别注重，这是自身努力的一个方面。另外的话，我们的政府应该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帮助，这个帮助除了选项目，他项目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科技更高含量的这样一些行业的人来帮助他们，他们在创业的时候，在企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多给他们出出主意，这是第一个，这是宏观的顶层设计方面；第二个的话，帮助他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人才进入他们的机构，甚至帮助他们或者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怎么样用好劳资的这个企业内部的人才的结构，当然也包括他的工资薪金支出的这样一个结构；第三个，要给予财政、金融方面的大力支持，包括风投，要有更多的风投，要培育更多的风投来关注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发现在美国很多小的企业，他是一个项目每走一次，开一次研讨会，他的技术就增值一次，开完一百次，技术越来越成熟，他就增值了一百倍，也就是风投给他们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最后就是我想还要鼓励，完了以后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几年为什么房地产政策调控这么厉害？我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前几年老像我们中国房地产那样，简简单单就修个房子，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就可以挣大钱，相反，真正做科技创新的挣不了钱，或者挣的钱很少，谁愿意来做科技创新？所以我们的政策上还要鼓励更多的人来真正转型，比如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房地产最高只能有10%到15%的利润，高了以后国家就可以收，但是对于科技型企业他可以有200%、5万%的利润，你就给他留出空间，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给他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这样让我们的企业真正是充满了创造的这样一个动力，一种源泉，我想这样能够帮我们各方面的企业做得更好。

　　主持人：刚才您谈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一些建议，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怎么去看待经济发展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呢？尤其是我们年年都提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这可能是跟我们的经济发展相关的一个具体在教育方面的事情，您怎么看？

　　王康：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说我们的教育也是一个教育大国，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教育强国，就大学高等教育来说，我们现在高等教育在校生，我记得大概是三千多万，三千多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澳大利亚整个国民的数字，每年在校生，每年有几百万的，今年是接近七百万的大学生将就业，而我们每年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这是第一个矛盾。

　　王康：第二个矛盾，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的大学学校还没有真正肩负起为区域发展、为国家需求服务的这样一个坚定的毅力，包括我们课程的设置，我们老师对社会的了解，对于动手能力的培育，老师自身，师高弟子强，师都不高弟子怎么能强？这个方面也有，也是需要，我们中国很擅长于所谓的学术型教育，我们比较缺乏的是应用型的教育，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教育上需要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在这个同时，我想要改变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的高校专业和学科要更多的主动和经济的需要对接，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我们的学科链要和产业链相对接，我们专业的设置要和以后学生就业岗位的设置更加更好地融合在一块儿，然后以学生就业能力作为一种导向，服务能力作为一种导向来进行我们的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这样一个本领，这是一个方面。

　　王康：另外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国家也得从数量到质量上不断提升，这样的话，大学生毕业以后他才有用武之地。最后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太高，都愿意到好的地方，都愿意到发达地区，都愿意到中外合资企业，甚至到外资企业，而不愿意到真正的国企，这又涉及到就业的期望值比较高。实际上你说现在我们的就业率，就按我们现在七百万人70%来算，实际上这个数字也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现在关键就是我们要更好地让我们的学生，就是他的期望值降下来，他要认为我是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领导者，不是一个管理者，把自己的定位很重要，所以说建功立业未必都要在大型企业，未必都要在高端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我刚才谈到的民营企业，这样的企业才是最需要人才的，我想我们大学生是真正需要具有很广阔的这样一个舞台，民营企业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没有框框，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这样呢，给他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空间。我想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抓好我们学科专业建设和社会需求的对接，要抓好学生他准确的就业期望值定位，同时要抓好我们外部企业环境的改造，这么多管齐下，打出组合拳，这样我们的就业矛盾就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主持人：说到教育问题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比如像城乡那种教育资源的差距，包括一些择校问题、升学加分问题，经常说但是还是没有被禁止，您怎么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王康：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了，要几句话把它说清楚我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择校是客观存在的，希望加分这种愿望也是客观存在的，我想说的不是这种现象，教育的公平，人人都希望读中国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高中，这个是每个人都愿意的，如果说有这种可能，假如我们有1亿的小学生他都愿意，但是我们这样的学校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矛盾，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地方，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是我们的家长需要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

　　王康：现在我们社会有一种浮躁，不是学生的浮躁，而是家长的浮躁，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以后长大了，是做人上人，成龙成凤，这是家长良好的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社会并不是这样。中国真正能够提供高端的这种就业岗位是非常有限的，绝大多数的还是普普通通的，所以说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我们更要培养一个合格的普普通通的公民、平民，而且我是盼望我们的家长们都把这种愿望降下来，我去年在参加“两会”答记者问的时候我就谈到，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去参观他的小学，我问一个女孩子，你长大想做什么？那个女孩子回答我说，我长大了想做理发师，我当初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我就问，他们说是真的，然后我又问一个小男孩，你长大想做什么？小男孩告诉我，他说妈妈的豆腐做得很好，我长大了我希望把妈妈的豆腐接过来，比妈妈做得更好。我想这种东西是我们中国目前的教育所缺乏的，我们的家长所缺乏的。

　　主持人：这种意识的转变是非常需要的。

　　王康：所以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把这一行做好了，仍然可以成为状元，这是第一；第二，有的人他非常盼望做科学家，因为科学家光环无限，很风光，但是殊不知科学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要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家，那么就要耐得住寂寞，可能要坐50年的冷板凳，而且那个工作量是巨大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科学家。但是如果叫我们的家长们，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这样的事，家长们又会想，实际上真正的很多科学家你说他和农民工有多大的区别？他不过在实验室里面，甚至农业的科技人员他就在农田里面趴上一辈子。

　　主持人：工作是不分贵贱的。

　　王康：对，所以说只有巨大的付出，默默的付出，才可能营造好的成果，才可能为自己赢得以后的光环，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坐在办公室里面他就变成好的科学家了，坐在办公室里的如果他都变成科学家了，那认为那个科学家肯定是有水分的。所以说我想我们的家长，社会对于择校，为什么现在这么难？就是人人都希望，都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殊不知我们的孩子考试能力很强，但是我们的创新能力非常弱，就是我们的孩子们耐寂寞的能力非常弱，我们的孩子艰苦创业的能力非常弱等等，这些能力是制约了我们孩子最终，就是高端的就业岗位是非常有限的，就像现在的公务员一样，这么多人报考一个岗位，这就是很鲜明的，我为什么不能到村公所去？现在大量基层的村长的职位是空着的，合格的村长我们几乎是没有培养出来，我想实际上广阔的基层是有大量的用武之地，这就需要我们的家长们，我认为都需要调整，大家共同的调整。

　　主持人：这种心态的转变很重要。我们看到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教育支出要占到GDP的4%，如何体现全社会的教育公平呢？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您认为如何去把这笔支出利用好，去帮助我们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呢？

　　王康：实际上我想第一，总理今年提出实现4%，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就是我们奋斗了19年，全国人民奋斗了19年这样一个成果，而且这个4%这个数量是很大的，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以去年为例，去年我们是47万亿，按照GDP的4%就是18800亿人民币，要用在教育上，这是什么？这是国防的3倍，这个钱应该说我认为是比较多了。当然随着国家的发展，这个钱还会再多，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要想发展成为一个强国，教育是先行，是必须优先，是基础性的，是先导性的，还是应该投入，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说的，怎么样用好这个钱。

　　王康：现在我个人的感觉，我们这笔钱到了我们需要全面的在用好这笔钱上多下工夫的时候，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哪些钱怎么用。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门也罢，有些事可能也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很多事我把它称为是旧债，或者续建未完又在上新的项目，所以这个钱就感到老是不够用。比如说普九化债，学校的化债的问题，比如说高校扩张的时候的化债问题，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全部解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在搞什么营养菜，我们又在搞什么校车，而这些东西严格来说，营养菜是属于学校应该管的事吗？我认为它更属于什么呢？民政部门应该管的事，而且校车这样的问题那就更复杂了，绝不是仅仅靠学校、靠教育部门，它的交通道路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在北京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真正到西部那个大山区，那个路如果说不开校车，可能伤亡率小一点，如果有了校车，那个伤亡率会更大，等等，这样的问题不是说不能解决，要解决要分轻重缓急，现在我们的校安工程，生命安全是第一重要的，这个工程开了一个头，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经费是不到位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个4%比较好的把它顶层设计好的一步一步的用好，比如说什么时候彻底消除教育危房，不让一个学校有危房存在，然后把负债，中小学和高校的负债解除，现在有的高校的负债光是给银行交的利息就是1个亿，你给他消除了负债，实际上你除了帮他解决负债，你相当于每年给他多拨了1个亿，这个帐要怎么算。所以说用好这笔钱是很关键，我们也建议，我们也呼吁我们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在教育经费上不要见子打子，也不要简单的领导人说了我们就怎么办，也不要简单的社会突然对哪个问题关注我们就做，教育有很多问题要有我们自己的主见，这种主见就是为人民负责的主见，为学生负责的主见，为共和国的未来负责的主见。

　　主持人：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制定这种合理的投资。好的，非常感谢王委员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责任编辑：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