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颖奇 蒋瑜香 熊兆巍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导，叶青的身上背着“三重身份”。而对于公众和媒体而言，最为熟知的还是他十年谏言“公车改革”的身体力行。 

　　“我下午刚接受完一名合肥晚报的记者采访。在今年的两会上，合肥市的市长就谈到，建议国家尽快出台能够适用全国的车改工作指导意见，在更多地区深入推进公务用车改革。”3月10日晚9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内，叶青通过电波公开表示对合肥市市长张庆军的支持。 

　　关键词 49岁 “合肥市市长意见跟我一致” 

　　他是副厅级干部，49岁，却小腹平平，步履匆匆。 

　　2004年，走马上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的第一天，叶青就炒掉了自己司机。此后，叶青一直严守着自己的“三五一零”铁律：3公里以内走路，5公里以内骑车，10公里以上才开车。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叶青第10次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公车改革”的建议。面对本报记者，叶青说，他很高兴在两会期间听到合肥、昆明两市市长对“公车改革”的支持声。 

　　“你们合肥市市长谈到：目前来看，可操作性较强、容易良性运转的是货币化改革方式，即在财政、车改对象和社会大众都能承受的前提下，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建议国家尽快出台能够适用全国的车改工资指导意见，在更多地区深入推进公务用车改革。”叶青说，在这一点上，他绝对支持合肥市市长张庆军的意见。 

　　“公车改革‘自下而上’已经很难推动，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台适用全国的文件，这已成为不少政府官员的共识。”叶青评价，从去年两会开始，代表、委员们便屡屡提及“三公监督”，这说明“支持理解车改的人越来越多。一部分公务员已经也意识到‘车改’早晚要来临。” 

　　关键词 20年 “车改二十年我研究了十年” 

　　去年两会，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叶青猛然发现，“公车改革”第一次被明确写进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喊’了十年啊。”叶青告诉记者，看完报告后紧接着就是全体起立，奏响国歌。周围的代表都在高声唱国歌，而他却哽咽得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中国车改20年，我研究车改10年，呼吁车改10年。”叶青向本报记者解释道，在“公车改革”上，无外乎三种方式：货币化、配给制和社会化。 

　　货币化就是指发放公务补贴，不管你是走路、坐车、乘地铁，每月固定按级别向公务员发放补贴；配给制则是按人头算，比如20名公务员分配一辆车；社会化则是指依托汽车租赁公司，按路途远近支付租赁公司费用。而其中，自然要数“货币化”的改革方式最彻底。在叶青看来，目前较为可行的方式应该是以“货币化”车改为主，再辅之以“社会化”。 

　　有人提醒叶青别忘了：“公车改革”的第一个字是“公家”的“公”字。你触动的可是“公家”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叶青则回应说，从1993年东莞白沙镇车改，到1996年大庆市车改，再到2006年杭州市车改，中国车改20年了，人们愈发意识到公车改革绝对是“一把手工程”。没有当地市委书记、市长的支持，“改”不动，“改”不长。他不怕人说他“另类”，说他“作秀”，他反倒掏心窝说，“如果有天我上街被人拿砖从背后拍了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键词 15万 “总共能省下多少钱不敢算” 

　　“一部公车年最低开销10万元。”叶青向本报记者详解道：这里面包括1万-2万折旧费，2万-3万专职司机的工资奖金，再加上保险费、油费、维修费等等。 

　　而将镜头切换到已经推行公车改革的杭州市和贵州省。在贵州省，一名处级干部的车贴为2800元／月；在杭州市，一名厅级干部的车贴为2600元／月。如此算下来，一年还不到4万元，减少一部公车就能节约6万元。 

　　叶青认为，所谓的“公车”，应该是全口径统计，除了指党政机关、全额事业单位外，还应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公检法系统配备的公用车辆。如果全国范围内彻底推行公车改革，又能节约多少财政支出？“这个数字太可怕了，我想都不敢想。”统计专业出身的叶青说，他实在不敢统计这个数字。 

　　叶青说，坐公车确实有“瘾”，公车改革就是“祛瘾”。禁锢公车改革的根源在于“好面子”。“不少人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混到能配车的级别了，老婆孩子都能跟着沾光。”而实际上，每为干部配一部车，就等于公家每年花费10万-15万“养”一辆车，为干部一家人提供方便。 

　　关键词 3＋2 “人大代表每天开两会做得到” 

　　采访过叶青的记者都知晓他最著名的“3+2”原则。三不拒绝，即“不拒绝采访，不拒绝讲座，不拒绝约稿”，而所谓的“2”则是每天坚持实名写博客、发微博，与网友互动。 

　　他算了一下，截至目前，他接待的记者总数已经超过100人，有时一对一“单挑”，更多的时候则被五六名记者“围攻”。本报记者也替他算了一下：除去吃饭、睡觉、开会的时间，叶青几乎每半个小时就得接受一名记者采访。因此，两会时间的“叶代表”，到哪儿都提着个公文包，脚下呼呼生风。 

　　叶青说，他这辈子最感谢两个身份：人大代表和副厅级干部。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可以替底层的民众说话，而副厅级干部的身份则能推动公车改革变为现实。 

　　整整20年，执拗的叶青从而立之年，喊到了将近“知天命”的岁数。记者问他会觉得孤独吗，叶青则第N次坚定地回答说：“研究车改，推动车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叶青的匆匆五小时 

　　17:06，湖北团分组讨论结束； 

　　17:09-17：34，接外省记者进会场采访； 

　　17:34，采访结束； 

　　17:34-17：44，在餐厅吃晚饭回房收拾东西； 

　　17:44，下楼出酒店赶去开两个会； 

　　21:00-22:00，作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直播节目。 

　　本报记者对话叶青 

　　记者：有不少人担心推行货币化的公车改革后，会出现“公车照用，补贴照拿”的情况，您认为如何规避？ 

　　叶青：车改后，如果一边用着车，一边领着钱，其行为本身就视同贪污腐败。我相信，这种行为将面临着严厉的处罚措施。从另一方面说，纪委查处也很简单，验证一下车牌就能调查清楚。在推行公车改革后，各地纪委也会出台相应的监管制度。 

　　记者：还有人质疑：公车改革后，富余的司机该如何安置？ 

　　叶青：这也不难办，以杭州市为例，车改后还留有180多辆车，成立了一家“公车管理中心”，那么司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到中心上班。另外，车改后还有大量民营企业做起汽车租赁的生意，这些司机也可以投身民企。 

　　记者：车改二十年，先后在东莞白沙镇、大庆市、杭州等地推行，哪些做法是您比较欣赏的？ 

　　叶青：我比较欣赏杭州市和贵州省的做法，杭州市是从副省级开始改革，贵州省则干脆连同公检法系统一起改，十分彻底。 

　　记者：您对公车改革态度坚决，会不会让人感到有点极端？ 

　　叶青：就是要一改到底啊。不车改，人们总能找出10000个理由，而车改的理由只有1个，就是节约。 

　　记者：不少人质疑，为啥国产的自主创新品牌始终无法进入政府公车采购的主渠道，您怎么看？ 

　　叶青：不难理解，第一可能觉得没面子，另外也可能考虑到安全性。但实际上，我认为公务员的确应该按级别，坐本省自主创新品牌的车。当然，最好是采取80％自主创新品牌、20％合资品牌的“混搭模式”。 

　　记者：广州市提出给公车配备GPS，以监控公车私用，您怎么看？ 

　　叶青：其实我不太赞成，因为其一，一旦公车改革后，就没有那么多公车了，到时候还得把GPS拆卸下来，多浪费。其实，我最担心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有时就算GPS知道车辆在学校门口接送孩子，又能怎样？整个社会人情太浓会很难操作的。所以，我一贯坚持推行“货币化”，就根本上断了公车私用的可能。 

　　记者：十年两会，您年年提公车改革，是不是意味着这十年没啥变化？ 

　　叶青：不是的，其实从白沙镇，到大庆，再到杭州，各地的车改都在摸索，都在推行。我建议采取“双轨制”，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样反对声音最小。恰恰相反，我发现，每年两会上连续提到的问题，隔个四五年的时间，都可能上升为国家战略。比如，天津滨海新区的成立，就归功于天津市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

　　　　　　　　　　　　　　　　　　　　　　　　　　　　　　　　　 （责任编辑：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