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政需侧重西部欠发达地区

　　主持人：我注意到委员说的多级分摊，在代表提出湖北省的那个建议里面是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区分，东部、中部、西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做那样的划分？

　　周洪宇：我过去做教育研究工作，2000年以后到政府部门工作，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之所以考虑到有一个财政分摊，是因为过去在学校做教师，主要是讲究求真，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办，很重要，很必要就应该办。到政府工作就换了一个角度，觉得这个事情只能怎么办，更加考虑到务实，我们既不能完全地从纯粹的理想主义地去考虑问题，也不能完全地从现实主义考虑问题，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把两者结合起来。基于这个原则，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从03年开始给温总理建议义务教育免费，那是3月6号，那个议案里面我已经在考虑，你只要涉及到钱的问题，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测算，同时钱从何来，钱用于哪去，以及如何使用，如果你谈涉及到经费的问题，你不考虑钱的问题，不考虑比例的问题，你这个建议实际是没有可操作性，可行性，只是一些空话，也没有哪个部门会理你。到这次谈校车安全条例，具体立法过程当中，也延续了我过去一个思维，既然要谈到投入，首先要考虑一块是政府投入，一块是社会参与，这个不是完全政府必须只能是政府做，或者也不是说全部推给社会，必须是两块，就是刚才温委员说是两块，在政府这块一个是中央，一个是地方，在03年我提出义务教育免费的时候，我提出一个概念，分类承担，考虑到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一个国情，东中西，东部发达地区，中部一般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应该是不同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担的比例。

　　简单的说，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有财力，你可以多出一点，你出70%，中央出30%。中部一般发达地区各自承担50%，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70%，地方30%，这个主要是和由地方解决不矛盾。因为我们分税制以后，中央财力比较雄厚，贾康说的，从国家财力来说没问题，特别是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是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既然是地方为主，那就完全由地方负责，不能这样考虑。这个是中央和地方的一个比例，这次我们在去年给国务院法制办的建议里面也提了一个比例问题。当然校车安全条例它不能讲得过于具体，很可能在安全条例出来之后，还必须有一个实施办法，甚至各省还可以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这个条例，再来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估计是很有可能的，否则涵盖不了所有的东西，这条可以考虑，这是一个。

　　政府投入优先确保公办义务教育

　　周洪宇：在政府承担这个里面，它也要考虑到对象是谁，我们现在是讲政府的投入，政府投入首先是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是确保我们公办的中小学，因为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你没有任何理由推卸的。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目前还不完全属于义务教育，因此在投入的责任和比例上是有所区别的。同时公办和民办由于性质不同，也不能说政府的财力要投入到公办一样，也要投入到民办，民办里面情况也不同，在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采用购买学位的方式，但是有一些民办机构，特别是我们调研当中发现它完全是办贵族幼儿园，他买校车是一种竞争的手段，并不是说就近入学没有解决。现在看到这个势头来了，他也提出来，你也要给我买校车，怎么用国家的财力去资助贵族幼儿园甚至和公立幼儿园竞争呢，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对象不同，也不能简单地说都要由政府投入。刚才讲了，中央和地方要分清楚。

　　第二要分投入主体。投入主体我觉得作为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政府在这块负有主要的责任或者全部的责任。但是这里面全部的责任也要说清一个概念，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就像我们现在办公立中小学，我们办义务教育，有公办的学校也有民办的学校，有公办的中小学，也有民办的中小学，并不等于政府包办，我们现在不能走回头路，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方式让政府包办下来，现在是有争议的问题，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有他的道理。当然希望政府买单，全部买单是最好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刚才讲了，要分清主体，分清义务端和非义务端的，对于不是非义务端的，虽然不是支持的重点，但是可以考虑，一方面根据他的情况，承担国家责任的，我给你一部分经费，还有一种，更多是要靠财政性优惠政策，我们这次法制办他是讲税收优惠，我个人觉得这个面窄了。我为什么要用财政性优惠呢？财政性优惠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了贷款，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公办的学校，虽然你不是义务端的学校，但是我政府要引导，要建立一个校车制度，我们也希望你们使用规范的正规的校车。我虽然不能给你经费，直接给你很多的经费，但是我用低息贷款支持你买校车的方式，用财政贴息，用减免你的购车税多种方式来支持你。支持你的目的是减轻你买校车的负担，进而降低乘坐者的负担，并不是支持你这个幼儿园，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实惠。

　　另外我们也提到了除了财政使用以外，还可以考虑要鼓励校车企业生产校车，因为校车我们现在看起来市场很大，但是目前很多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它的量比较小，尽管有一些准备投入，因此在这方面应该给企业有一些税收、财政、金融甚至土地置换过程当中，也可以考虑给一些支持。另外校车的专营公司，运营公司也可以考虑给他一些财政性优惠。至于贫困的学生，我想由于他的情况，政府义务教育法或者是就近入学没有很好解决的，我觉得应该给予补贴。

　　温思美：甚至免费，农村贫困地区。

　　周洪宇：这个也是政府的责任，就是钱怎么来，用于什么方式，使用到谁的头上，怎么使用，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使校车制度建立的目的或者初衷，也就是为了广大的学生，才能对这个发挥积极的作用。

　　尝试财政补贴合格校车生产商

　　主持人：刚刚温委员说他是11月17号才收到了教育部的回复，您收到4月份的回复。

　　温思美：10月份，我是11月17号早上收到的。

　　主持人：当时这个回复里面，您看教育部的回复又看着甘肃校车事故的新闻是什么样的感觉？

　　温思美：当时感到很悲哀，我的微博上讲感到很悲哀。这件事情是包车发生，政府和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确实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见效的，涉及的问题很复杂，像周先生讲的。我们感觉还有这么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等着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不消除的话，这样的悲剧，甘肃校车的悲剧还会发生，这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它一定是个必然的事件。为什么呢？校车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不健全的，相关的管理运营模式是不明确的，财政投入方面是不能保证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庆阳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如果这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它随时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家长和孩子身上，正因为如此社会对这高度关注，包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对此高度关注。刚才周先生提出来的建议我是非常赞同的，在大的原则方面我仍然坚持政府主导，分级负担，多措并举，来解决经费的投入。

　　具体方面就要考虑多样性和分类指导相结合。因为在不同的安全过程当中它的主体是不同的，比如我们要鼓励汽车厂商生产校车，生产合格的校车，生产合格的校车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首先要有校车的标准，这个标准也不应该是划一的，同时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能力，今天我们用美国这样的校车未必能做得到，应该有过渡的标准，它要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现在为什么许多厂商在这方面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学校在没有强制性的校车标准情况下，他宁可用黄包车，这就必须要在法律法规健全，标准严格执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鼓励汽车厂商生产合格的校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出一些财政性政策，给予他们一些优惠甚至减免甚至补贴。或者我们可以补贴到购买者，有点像我们推动新能源汽车一样，这方面的补贴，这是财政要拿钱。

　　第二，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分级减免的方式，因为税源是不一样的，有些是中央的，有些是地方的，比如可以减免他的购置税，或者养路费，这是可以做的，如果这件事情是个大事，国家就应该在这块可以做出一些财政方面的优惠。

　　主持人：我记得周代表10年也向两会提过一个提案，当年也是10月份收到了教育部的回复，也是委员提到的财政的问题，财政支付4500亿。

　　周洪宇：最大的困难是经费，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因为教育部不能决定拿多少钱。

　　主持人：您后来对他提出4500亿的经费，您认为他是按照一个保证基本的标准在做了一个4500亿还是他按照照最高的标准，照最好的标准测算出一个4500亿，您有论证过这个钱数吗？

　　周洪宇：我没论证过。

　　温思美：他说做一个测算，但是他没说是哪个部门做的。发改委做的教育部门做的，没有讲。我看他测算的情况还是一个比较适中，也不是特别高的标准，后来其他渠道了解的比这还多一百亿，4600亿，他主要是三千亿购买校车，他是指一次性。

　　周洪宇：买校车一次性要花这么多钱。

（责任编辑：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