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温总理关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学生就读重点高校的机会正在显著下降。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通过调研认为我国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3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1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当年参加高考的农村考生占6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学子在国家重点大学就学的比例不断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以至于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再加上进城务工人员达到了2．2亿人次，导致在城市、在县城就学的高中生所占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必须导致农村身份学生在重点大学上学的比例有所下降。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越来越大。笔者1981年上大学，是在乡镇上的高中，那时候的农村高中与城市高中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包括校舍、设施、图书、教师，远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差距。这种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向县城高中、城市高中急剧倾斜的做法，必须导致农村高中与城市高中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表现在农村高中学生考入国家重点大学的机会必然减少。三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再分配。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采取了全国统一的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的高校招生制度，后来适应高校人才选拔多样化需求，在国家统一的高考制度框架内，逐步实行包括高校自主招生、招收保送生、小语种招生、体育和艺术特长招生在内的多种招生政策，由于教育资源条件和家庭教育条件的限制，农村学子很难获得这些入学机会，相反，这种多样化招生制度改革招生所占比例逐年扩大，必然挤占农村学子的入学机会。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可以看出，在导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学子在国家重点大学就读比例逐步下降的上述原因分析中，城市化水平提高带来的农村学子在国家重点大学就学比例的下降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是国家现代建设成果的一个具体体现。但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拉大和国家高考制度改革导致的农村学子在国家重点大学就学机会的下降，则是对农村学子国家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非公平“挤压”。如果我们不正视这种教育机会的非正常丧失，必然破坏社会流动的正常机制，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的加快，而社会阶层固化不仅会加剧两极分化，而且还会严重危害公平、公正的原则，大大削弱社会活力，给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埋下极大的隐患。

　　受教育者个体之间存在两种差距，一是先天天赋差异，二是后天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美国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已经证明了家庭背景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认为：“家庭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对子女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文化资本的承袭性比物质资本更大”。必须承认，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在承认并尊重这种客观差异给人的教育和发展带来的差异的同时，不能容忍人为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导致的农村学子在国家重点大学教育机会的非正常流失。在国家无法在短期内全面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而又不得不加快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推行多样化的高校入学制度，以保障高素质人才选拔的效率的同时，就必须对农村学子在国家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给特殊的政策保障。

　　在纵览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教育补偿政策一直是最主要的教育公平政策之一，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出：“补偿原则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补偿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对社会经济地位处境不利的教育者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进行补偿。为保证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美国有“平权法案”、“百分比计划”。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都有针对土著居民的高等教育入学倾斜政策，在我国台湾也成功地实施了“繁星计划”。2011年上半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组曾对辽宁、江苏等六省市314名各类高校、中学、考试机构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代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70．2%的人赞成“应通过专门计划保障弱势群体的招生比例”。

　　笔者建议，国家启动农村学子重点高校入学机会补偿政策，用“定向招生政策”保障农村学子重点高校的教育机会，以扩大和保障农村学子在国家重点高校入学机会所占的比例。具体做法是：全国所有部属高校在招生中，都必须划出相应的专门的比例招收农村学生（可界定为农村户籍、在农村高中读满三年的学生）。该比例可根据各高校情况不同有所差异，但所有高校均需要在每年招生结束后，向社会公布本校农村学子所占的比例，并且保证该比例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2011年，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推出了“自强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了“圆梦计划”，在用定向招生计划保障农村学子在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对这类主动改革的高校，国家应该通过拨款、项目资助等政策给予奖励，以调动更多的国家重点高校主动改革探索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