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标是为了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在过去三十年多年里，计划生育国策具体体现为一对夫妇只准生育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对于控制我国过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发展经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总人口约13.39亿，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间的1.07%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人口增量下降了40%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我国一共少生了四亿人，应该说，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下降至2010年的19%，为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人口普查也揭示我国已经存在着另一些较为严重、而且还要加剧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201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7亿，占总人口的13.26%，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在一些大城市里，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在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5.07%。但上海的老龄化问题因为以劳动年龄为主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如果以户籍人口来看，上海的老龄化程度要高得多。2005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在户籍人口中的比例为19.6%，到2009年，这一比例已增加到22.5%。北京的老龄化也已达到12.5%，这个看上去低于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的数字，因为大量外来的劳动人口而被拉低，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捂住”了北京的老龄化警报。
不仅如此，老龄化还有加剧的趋势。根据预测，从2011年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届时，中国人口中将有16%的人是老年人。而这一比例在以后还会进一步增加，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有研究者指出，未来二十年里，中国将面临两次老年人口“冲击波”。第一次“冲击波”大约在2010年—2018年期间到来。20世纪50年代，每年出生的人数都近2000万。当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在60岁，即2010年以后陆续进入老年时，老年人的数量会发生迅速增加的情况，形成第一次老年人口“冲击波”。第二次“冲击波”将在2022年—2030年期间到来，构成这次“冲击波”主体的是1962年—1970年出生的人。而且，这一期间每年的出生人口为平均2700万人，远远高于1950—1955年间的年均出生人数。所以，这次“冲击波”所显示的冲击力也将远远强于第一次。届时，老年人口总量将高达4.4亿以上，占到全国人口近1/3。如果说1950年—2010年，我们面对的是人口规模从5.5亿增加到13.4亿所带来的问题，而2010年—2050年，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老年人口从1.27亿增加到4.4亿所带来的问题。
的确，老龄化将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养老、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社会发展的活力等。农村老龄化问题甚至比城市还严重，流动人口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程度，也增加了农村老龄问题的复杂性，如留守空巢老人、留守隔代家庭等，把农村推向了人口老龄化大潮的前沿。
在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下降。现在，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增速却在放缓，年均增速仅为0.3%。从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预期到2015年时，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量等于零。此后将变为负增长，“人口红利”在“十二五”末或将迎来拐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年轻人减少，将不断增加社会养老负担，降低国家竞争力水平。
性别比例失调是又一个严重的人口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迅速而持续升高的趋势，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出生性别比为116.9。2011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7.78，以此性别比计算，未来二三十年内，20岁到40岁的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同时并存，不是偶然的。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的现实环境里，不少人就借助于性别鉴定技术，选择生育男孩，最终导致全国性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
总之，在当前和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我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不仅仅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主要与人口的结构和质量有关。
毫无疑问，我国未来的人口总量还会增加，有预计称，2015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2020年达到14.5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人口总规模将达15亿。不过，这一人口数量的增长趋势与生育控制的关系已经不大，因为我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有研究者指出，从近15年来的历次人口变动调查、生育调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看，2000年之前总和生育率基本上在1.5左右，2001年以来基本上维持在1.4的水平。上海户籍人口生育更是处于超低水平。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1978年为1.2，1990年为1.3，2000年只有0.96，2003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为0.64，2008年又回升至0.88，2009年为0.83，当前生育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远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新老更替所需的生育率水平2.1。广东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比上海高，目前为1.7左右，但这也是保持在低生育水平，而且已连续了十多年。
在生育率水平已经很低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继续增长主要由其他因素促成，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疾病死亡率降低、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的寿命更长，这些因素对于人口总量的扩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预期寿命只有68岁，而到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3.5岁，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老龄化水平，还会增加人口总量。
总体上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继续得到有效遏制，中国人口增长特点已经很快地出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低、高”的模式向“低、低、低”模式的转变。这是一种与三十多年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初期的人口形势极为不同的人口状况，如果说，当时的人口形势是人口规模过大、生育率过高，人口政策以控制生育为主，那么，到现在，在总和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继续严格执行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已经没有必要，它应该被废除。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到三十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可见，现在废除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既符合实际，也是有据可依的。
当前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双独二胎”的政策，可以理解为人口政策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关注人口结构的转变。2011年11月，河南省准许“双独二胎”，“双独二胎”的政策终于在全国普遍推行。可见，放宽生育限制已成为解决当前人口问题的大势所趋。不过，这一新的政策仍显保守，对于解决当前的人口问题作用不大。因为“双独二胎”政策自1985年浙江省开创以来已经在很多省市区陆续推行。到20世纪90年代，实施这一政策的省区已达27个。2002年，又有湖北、甘肃、内蒙古三省区加入。这样，到本世纪初，除河南以外的全国各地都已实现了“双独二胎”政策。因此，一个早已几乎推行到全国、经历了二十多年实践而不能改变我国的老龄化加速、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局面的生育政策，不可能因为河南省的加入而产生明显的效果。
我们认为，要缓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必须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准许生育二胎。
那么，允许生育二胎是否与计划生育政策相矛盾？与中央提出的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要求不相符呢？
没有。
首先，计划生育是一个有利于人口健康发展的策略，独生子女政策是过去三十多年最基本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我们不能把独生子女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划等号。当独生子女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再符合现实需要时，我们可以把它废除，但不妨碍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计划生育国策，而推行新的、更加切合实际的人口政策，比如普遍开放生育二胎。我们应当将一些人从已经习惯了的、把独生子女政策等同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
其次，普遍开放生育二胎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要求没有矛盾。根据一般的看法，人口实行新老更替并保持稳定的规模，生育率应达到2.1的水平。因此，全面放开生育二胎仍可使生育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
事实上，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开放二胎生育后生育率水平会大大提高，而是要担心生育率仍旧上不来。近10年来多次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数据都显示，我国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低于2.1个的更替水平。1997，2001，2002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在1.64—1.71个之间。2006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有所上升，分别为1.73个和1.89个。大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一直保持在极低的水平。目前，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人口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在1.0—1.2个之间。北京市社科院最新发布的“2010年—2011年北京社会发展蓝皮书”指出，北京育龄人群生二胎的愿望所占比例未过半数，城市有意向者占受调查者的33.4%，农村为47.6%。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地区差异也不显著，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东、中、西部地区的育龄妇女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70个、1.74个、1.77个。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表明，在有生育政策影响下，男性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82个，而女性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在无生育政策的假设下，两性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分别为2.09和1.99个。2007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社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有生育政策影响下，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89个。在无生育政策的假设下，反而只有1.88个，两者相差无几，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的影响越来越小。上述各种数据表明，即使全面开放二胎生育，总和生育率恐怕也不会超过人口更替所需的水平。
诚然，六、七亿人的人口规模可能是中国适度的人口规模，但是，理想不能替代现实，这个适度规模不能一步到位，倘若依靠独生子女政策一鼓作气地将中国的人口数量控制到六、七亿人的规模，那时的人口形势大概比三十多年前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还要可怕，一个国家到处都是老年人，这个民族还能有什么活力可言。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计划生育的国策应当坚持，但人口政策的重点应该从对人口数量的关注转移到如何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上来。当务之急是彻底废除已经严格执行了三十多年的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着眼长远，尽快全面地放开二胎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