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至2008年，我国先后进行了6次集中的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都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抓住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适时对体制机制进行调整，从而使行政体制不断适应并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四年多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新的经验，但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1、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一些领域仍然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仍不清晰，一些地方和部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对微观经济运行管理过多过细，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监管乏力，“九龙治水”、“十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较弱，社会组织和中介服务机构发育不全，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社会职能，责任过大，风险过于集中。

　　2、在大部门制改革方面，“碎片化改革”使得整体效果不明显。2008年国务院完成机构改革，调整了15个机构，组建了5个大部门，减少了4个正部级机构，为大部门制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地方大部门制改革亮点闪烁，如广东顺德，浙江富阳等，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与时间表，各地差异较大，改革呈碎片化。总体而言，大部制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协调机制不畅，决策权没有与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一些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各级政府“职责同构”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如一些大部门还没有完全实现从“物理组合”到“化学反应”，有的长期磨而不合，一些已明确的职责分工没有落实到位，中央与地方改革的衔接不畅，地方政府“不知怎么改”和“先改要吃亏”的心理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原已合并的部门又拆分了。

　　3、在省管县体制改革方面，政府纵向层级多、行政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并无实质改变。按照宪法第30条的规定，除较大市和自治州外，地方行政层级一般为省、县、乡三级。但随着地区行政公署改市，出现了市管县（市），地方行政层级实际上成为四级。作为改革的第一步，2009年6月财政部要求到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区外全面推进省管县财政改革。从实践看，由于2011和2012年县、市、省的换届，不少省并没有完成财政上的“省管县”，只有少数省更进一步，同时还向县下放了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和行政审批权。作为另一种模式，海南省在1988年建省时就没有实行市管县。省管县体制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要求是什么？如何克服来自市级的阻力并妥善解决市级地位尴尬的局面？这些问题需要抓紧研究。

　　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从现在到2020年还不到8年时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间紧、任务重。为此建议：

　　1、国务院成立超越部门利益的行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目标要求，以深入推进“大部门制”（横向改革）和“省管县体制”（纵向改革）为重点，转变职能，优化组织结构，理顺职责关系，2013年启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制定一揽子切实可行的体改方案，经中央全会通过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用法律的形式固化，然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逐级实施。

　　2、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责任体系。按照“政企、政资、政事和政社四分开”的要求，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按照“行政三权分离又相互制约协调一致”的要求，设立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按照“政府四大职能”的要求，减少对微观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强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除组建大农业、大能源、大交通、大文化外，尤其要调整发改委的职能，加大海洋综合管理、口岸管理、社会保障、城乡综合执法、突发公共安全管理等领域的整合力度。

　　3、深化省管县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继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基础上，赋予县级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减少行政管理层级，调整行政区规模和管理幅度，最终实现“省直接管理市和县[市县分离，市管区（管城市）、县管乡（管农村）]”的新体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省、市县、乡地方政府的职责界限，设定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机构、编制和运行机制，使行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效能不断提高。

（发言人：谢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