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很受重视，从中央到地方专门成立了各级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综治委”）。即，将原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为现在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扩充了职能，整合了资源。以东部某省为例，该省根据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在综治委下面设立了9个领导小组，每个领导小组有专门的牵头部门负责落实。在9个小组下面，又设立了23个专门工作组，牵涉到省里56个部门。由于职责任务重，内容庞杂，只能将一些具体工作分别部署到各个工作小组中，分解完成。应该说综治委建立时间不长，工作成效显著，成果突出。但有些问题和矛盾，亟待中央关注，并统筹协调解决。

　　一、地方综治委有责无权。目前，中央对于综治委的职能分工比较原则，赋予的职权比较模糊，提出了“指导、协调、推动”六个字，没有明确的各级综治委的职能、职权，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以及相应的惩戒措施。由于此项工作涉及的部门实在太多，协调推进的难度很大。

　　二、地方综治委职能扩大，人员不变，编制吃紧。综治委是从过去的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名而成。名字的更改、部门的调整，带来的是职能的扩大，工作量的急剧增加，中央一级增加了几十个人员编制来化解这一矛盾，但是到了省一级，基本上是原班人马，到了市、县级人员更少，繁重的工作任务，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且缺乏编制支撑，难以应付目前的工作强度，更难以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

　　三、综治委机构设置不尽合理。目前中央综治委和地方综治委在机构设置上各行其是，上下级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部门，工作条块不清晰。中央机构是根据工作内容来设置划分处室，但到了省里，是根据工作方法来划分处室，有的则是根据条线工作和面上工作分成了两个处室，一个部门负责市、县等基层综治委的各项工作，一个部门负责协调省里各有关参加部门之间的具体工作分工和衔接，给地方和基层工作人员带来了困扰。

　　四、综治委工作缺乏法律依据，无法深入进行。中央和全国人大曾制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但综治委机构启用新名之后，相应的立法工作没有跟进，尤其是在服务特殊群体工作中，无法无据的困扰突出。例如，对于社区矫正对象，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怎么管、对违法者如何追究其责任，尚无法律依据。另，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收治管理，有的地方由公安部门牵头，有的地方由卫生部门牵头。这个工作棘手而麻烦，不能给有关部门带来任何效益，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耽误工作，矛盾突出，影响不好。

　　为了进一步提高综治委的工作效率，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贡献，需要尽快完善综治委的制度和机制，加强源头预防。

　　一、中央在规定各级综治委职责的同时，应明确赋予各级综治委相应的职权，中央和全国人大应出台《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决定》，作为各级综治委工作的法律依据，以便于推进和开展工作。

　　二、及时调整充实综治委人员，适当增加人员编制。从中央到地方，理顺工作机制，统一按照工作职能划分工作处室。

　　三、综治委的定位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源头治理的关键之一在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议在两个方面加强立法工作。一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有好的经验应及时出台相应文件予以明确；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及时立法，通过立法明确界定责任单位，杜绝扯皮推诿的现象。当前特别是需要考虑制定《社区服刑法》和境外社会组织境内活动、互联网络管理、精神病患者管理的法律法规，打破为特殊人口服务、为新兴媒体服务、为新的组织群体服务的一些困局。

　　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将源头预防和治理落实在行动中，以缓解综治委工作的压力。要统筹协调好民生、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各级政府应尽量科学民主决策，减少因决策失误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同时，尽快畅通群众的诉求、需求表达渠道，建立经常性的矛盾的排查和调解机制。

　　五、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基础建设。由于人员严重不足，一些工作在基层面临“执行难”，建议建立基层政法治理中心，整合基层所有“维稳”力量，改变这些机构分散办公，各自为政的局面，集中起来统一部署，资源共享，集中管理，从而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