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的发布，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局面基本形成。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搞清楚这段历史。

　　通过考证，我们查证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是1948年5月2 4日。但是，我们还发现，各个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和宣言名称也还有一些出入，值得进一步查证。《1948—2008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朱维群主编，华文出版社，2008年4月）一书是权威著作，其中第123页，写道：“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台胞书》。6月9日，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6月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6月25日，民革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的声明》。”

　　《江淮时报》2008年3月4日发表李传玺的文章《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其中写道：“虽然有关领袖已经发表通电，但各自党派还是以党派名义相继发表了通电，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布宣言；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布宣言；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7月7日，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抗日战争胜利日发表《七七宣言》。”

　　对比上面两个材料还有其他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其他党派响应的时间和宣言名称还是有出入的。特别是到底以什么关键词作为响应“五一口号”的标志？

　　首先要明确到底响应的时间怎么确定？以什么为准？根据我们的查证，认为《华商报》是主要的依据，因为：首先，《华商报》是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内战爆发后，许多民主人士避难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区，除国共两党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大都聚集于此。因此，中共也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当时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中共在香港还主办了《华商报》”（李传玺《江淮时报》2008.3.4）。

　　其次，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是首先在《华商报》刊登的，“潘汉年收到‘五一口号’电讯后，立即在《华商报》刊登，于是‘五一口号’的消息在海内外以及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传玺《江淮时报》2008.3.4）。

　　第三，十二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各党派和各界于5月6日在《华商报》上联名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电全国与中共筹开新政协会议》，分为两部分，一是“通电全国”，二是“致电中共”。由于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大都在香港，所以各个党派以党派名义发表宣言，肯定也是在香港，刊登在《华商报》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各民主党派在《华商报》上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应该是确定响应的时间的，公开的、最主要的材料。我们根据“五一口号”的内容，确定宣言中的关键词是：“五一口号”或者新政协，有其中之一即可。

　　由此我们查了1948年5月、6月的《华商报》，查证了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和宣言名称。民建和九三学社没有在《华商报》刊登宣言。据《1948—2008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介绍：当时民建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他们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理监事会，通过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当时九三学社的总社在国统区的北平，不便公开活动，于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的《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我们将查证的各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和宣言名称列于下：

　　　　1948年5月2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号召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台北十日航讯）。

　　　　5月23日，民建通过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

　　　　5月24日，《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不仅坐谈更应行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

　　　　6月9日，《致公党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号召海内外同志加紧努力 拥护中共领导新民主革命》。

　　　　6月16日，《民主同盟发表声明速展开新政协运动》。

　　　　6月17日，《农工民主党发表声明—团结群众进行斗争 努力争取召开新政协》。

　　　　6月25日，《推动新政协运动—国民党革委会号召同志接受中山遗教继续奋斗》。

　　　　6月26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在北平的《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