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各民主党派还分别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5月7日，台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号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民建中央当时在国统区的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5月14日，盛康年携带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由香港回到上海，向二人介绍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对待中共“五一”号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民建中央即于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代表，负责同在港的中共人员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系，并向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表明民建已响应“五一”号召之态度。　

　　5月24日，民进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　

　　6月9日，致公党也发表宣言，完全同意中共的“五一”号召，愿“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　

　　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途径”，也是民盟“一贯的奋斗方针”。　

　　16日，农工党发表宣言；25日，民革也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已加入民革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还以本组织名义分别发表宣言，响应号召。　

　　九三学社因其总部在北平，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当时不能发表公开声明，因此到北平解放前夕——1949年1月26日才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还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澄清糊涂认识，草拟各种方案，并大造舆论。　

　　为了指导和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联合成立了“民主运动小组”，要求国内本党的地下组织积极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斗争。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泛的统一战线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社会各方面对“五一”号召的反映。1948年8月1日，毛主席复电李济深等人，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诚恳表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党中央并指示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上海局、华北局等做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组织接待工作。为适应形势需要，9月26日，党中央又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即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　

　　为参加中共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分别从南北两条线进入解放区。　

　　北线，主要是平、津、沪的民主人士，他们大多经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平教会的交通站，然后到泊镇办事处，再到达中央统战部驻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也有一部分从上海、香港来的经山东解放区再转赴李家庄。先后到达李家庄的、当时被称作“特客”的民主人士有二十多人：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以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等于9月底到达；1949年1月中旬到达的有雷洁琼、严景耀、胡愈之、楚图南、沈慈九、费孝通、翦伯赞、王蕴如、田汉、张东荪、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等。其中费孝通、张东荪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是在我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从西郊八大处出发，由8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乘大卡车到达的，在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