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是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65周年纪念日。
1948年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于4月30日适时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意见。8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这一庄严的历史性号召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获得了个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或声明，公开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发布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已经过去整整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是因为它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在我国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自觉、公开、正式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拉开了序幕；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各民主党派自觉、公开、正式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
关于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1946 年至1947 年民主党派对中间路线的大讨论以至最终放弃为标志。其理由是：1946 年12 月22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提出“第三方面的立场没有中立，只有是非”的观点，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在民主党派内部开展了一场关于中间路线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即使是中间路线的积极倡导者也明确表示出对国民党右翼路线的拒绝和对中间路线的怀疑以及对共产党左翼路线的理解。而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都已认识到，在今天中国的时局下，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它是以涣散民主力量，使第三方面由歧途而走向孤立；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因而，实质上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1948 年1 月5 日至19 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其理由是：民盟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正式宣布放弃中间路线和中间立场，认为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一切中间的说法和幻想,早已被彻底粉碎了，公开声明与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民盟已经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和所奉行的中间路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后来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于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当时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第三大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党派，它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也标志着民主党派已经实现了由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转变，自觉、公开、正式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1948 年5 月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标志。其理由是：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标志着民主党派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从而最终完成了由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历史性转变，自觉、公开、正式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笔者认为，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是他们自觉、公开、正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事实上，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往往能够响应共产党的政治号召，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行动，但始终不明确表示承认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不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至多只是把共产党视为是可以合作的“友党”。甚至当毛泽东发表关于“统一战线运动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的论断后，1948年3月11日，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指出：“这在一班想争取领导权的党派，也许听来不大顺耳。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中共以外的党派，而同意于毛泽东先生所说这些话有些人表示惊异”。 可见，即使到了1948年3月“在中共以外的党派”也还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只有当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各民主党派的表态中明确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于1948 年5 月7 日，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号召台湾同胞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中认为：“中共中央这次提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的政府才是一个真正合法的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谭平山于1948 年5 月23 日发表文章表示：“为着争取革命的前提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中国致公党于1948 年6 月19 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承认：“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邓初民于1948 年7 月16 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8 年7 月31 日召开第四次理事会会议，在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中规定：“民主联合政府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但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 当时的民建、九三学社因为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便公开发表意见，但也在后来发表宣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的宣言、声明或谈话无疑表明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现实：各民主党派都已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领导力量。至此，民主党派的主体部分都公开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所以，笔者认为，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是他们自觉、公开、正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
二、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各民主党派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标志
笔者认为，判断民主党派是否最终完成了由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转变, 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其衡量的标准主要应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否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民主党派曾把所奉行的中间路线概括为: “调和国共”, “兼亲美苏”八个字。并认为能否按照这八个字去做,是中间路线能否实现的关键。由此可见,当时的民主党派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本质的认识程度。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民主党派丢掉了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认为他们是:“内战的根源”,“和平的障碍”,“已成为民主党派的敌人”。表示在与他们的斗争中“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 表明民主党派最终认清了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本质。
第二,是否放弃了以和平的方式为主要斗争手段,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斗争。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通过“和平革命”达到建国的目的,这是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突出的政治主张。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和从事革命武装斗争。遭受严重挫折,处于转变中的民主党派痛定思痛,最后感悟到:“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 表明民主党派放弃了以和平的方式为主要斗争手段,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斗争。
第三,是否抛弃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愿与共产党合作建国。民主党派在革命斗争中追求和向往的是建立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并在政治上以英美国家的民主制度为榜样,设计出了一个完整的建国方案。这个不取消私有制,不消灭阶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绝对分立的建国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同共产党一道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个行动已完全表明民主党派彻底抛弃了坚持已久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而从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它们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基本一致。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的行动方针和奋斗目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正确回答。它的基本内容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民主党派在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后的表态中,基本上认同了上述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从而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三、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拉开序幕的标志
中国的民主党派，发端于大革命失败后，形成、发展、壮大于抗日战争后期，是作为积极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他们在近期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有相同之处，但在宇宙观和长远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又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某一方面、某几方面的合作逐步发展到全面合作，再进一步发展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实行新的全面合作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随之孕育、形成。
对于民主党派来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起初他们有的既反对国民党，又不赞同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幻想着走“第三条道路”。甚至提出共产党在军事上作出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由它们来主政国事，收拾局面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此，中国共产党耐心地、反复地做工作，始终视民主党派为朋友，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它们的信任。为配合和支持它们的民主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都给民主党派许多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不为一党私利，顾全民主斗争大局，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民主党派朋友受到损失的气度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处于严重政治危机关头，在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处于严酷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给予了他们真心诚意的帮助。在严重的历史教训和惨重的血的代价的启示下，在中国共产党无私的帮助和教育下，民主党派终于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中国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光明前途，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于是，当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他们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谋国事，为建立新中国献计出力，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筹备召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政协，一起组建广泛代表各方面利益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一起缔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这表明中国人民经过漫长历史实践的检验、依据自己的国情、否定了近代以来曾经出现过的多党制，最终选择了全新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种选择，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选择，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序幕。这种选择，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开辟了光明辉煌的历史道路。
六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得到空前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
六十五后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回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协商建国走过的光辉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各民主党派刚刚完成领导班子成员的新老交替，一大批新成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成为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政治交接的核心，是把民主党派老一辈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一代一代传下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历史，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承和发扬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对于民主党派搞好政治交接，对于珍惜我们今天的大好形势，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