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的努力和途径

“在朱清时之前和之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从来没有中断过。上海中欧管理学院一开始也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最终他们还是靠自己的质量征服了世界。”朱永新指出。

事实上，除朱清时们外，近年来政府也加大了“高校去行政化”的力度。

2010年“两会”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民交流时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三十八条提出，“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3年11月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章程建设的时间表和目标任务，规定部属高校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章程制定，并对近日首批核准的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进行说明。

2014年3月1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实施。与原来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最大的修改是关于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担任党政领导的委员人数减少到“不超过总人数的1/3”；而没有领导职务的专任教授人数则增加到“不少于1/2”。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校行政化是教改纲要想着重解决的问题。他谈到了三方面的解决之道：明确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对于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尖锐地指出，中国大学的官场化屏蔽了大学的本质，大学应该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创造的摇篮。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难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干部制度改革，难在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废止。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国家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

坚定不移扩大高校自主办学

谈到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出，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是教育部门加快职能转变、继续简政放权的重要体现。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认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正如，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激活企业的活力一样，要激活学校的办学活力，也必须通过改变公共教育的供给方式，完善教育资源配置，通过制度供给改革，给学校放权，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然而，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违规招生曝光后，有人主张收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认为腐败是因为高校自主权太多引起的。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曝招生违纪，人民大学也因此暂停自主招生1年。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自主招生，而是我们学校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行政主导，招生过程不是专业力量负责。” 储朝晖表示。

熊丙奇直言，该叫停的是权力干涉自主招生，暂停自主招生不如推进教育放权改革。他说，对于自主招生腐败，不少人认为是放权给学校惹的祸，但其实，这是放权不彻底闹出的问题——在政府放权给学校的同时，必须在大学内建立新的治理机制，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制约行政权力干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最终扩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

张志勇说，“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兴办学校，到底有什么自主权？我国至今没有《学校法》来规范。从根本上说，《学校法》的立法到了必须尽快启动的时候了？”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表示，高校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它有自主办学的权利，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法律建设是基础，在法治有效的前提下，高校才有自主的依据，政府与社会才可以规范监督。脱离了法律，“扩大”或“减少”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