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则危机四伏、危在旦夕！居危思安，面对写满“赤字”的中国水帐，我们不得不因回避困难耽误时机而支付“巨额利息”。明天，我们的眼泪会成为最后一滴水吗？

    这样一段充满感性和感染力的语言，来自2014年全国两会上的一份提案—《水危机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最大危机》。关于中国水危机的话题由来已久，却一直得不到高度重视。住疆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新疆区委会主委，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高瞻远瞩，居安思危，再次将水危机的话题摆上全国两会的案头，希望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

    牛汝极在提案中开宗明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为前提、以“剥夺后代”的资源为代价。发达国家两百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现阶段集中在我国显现。人让水病，水让人病，人水关系急剧恶化。有外国学者认为，真正可能终结中国崛起的就是水危机，甚至断言：中国解决了温饱的贫困，但解决不了缺水的贫困！

    据相关统计，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喊渴”，32个百万人口大城市长期缺水，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7700立方米，北京人均不足200立方米，还不及干旱的中东北非。全国七大水系一半以上河段水质污染，35个重点湖泊有约20个严重污染，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50%以上城镇的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

    “这些难道不是哲学家罗素所担心的："人类集体忙于为自身的灭绝这一个伟大的壮举做准备"？这些难道不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忧虑的："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牛汝极引用了两位世界学者的名言，表达自己对水危机深深的忧虑。

    保卫水资源路在何方？牛汝极几易其稿后，提出三点思考：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真的难以平衡吗？二、水资源管理体制真的难以改革吗？三、实施节水措施的障碍真的难以逾越吗？

    在这三点思考的背后，牛汝极尖锐地指出了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的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资少、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在任期间扩大地方GDP。水污染的源头难道不是价值观和政绩观的“污染”？也许今天可能因为水污染受到批评，但明天有可能因为“数字GDP”而被提拔！虽然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但被追责的又有多少？

    “水是衡量发展的一面镜子。以水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牛汝极形象地比喻说。

    与此同时，中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也一直备受诟病。“九龙治水”的水务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千疮百孔”，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例如长江流域各级政府对“透支发展”的追求和各自为政，正在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长江上游已成为水电集团和地方政府争夺水电资源的战场；长江中游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化工产业布局层层加码，水环境不断恶化；长江下游生态负荷过载，水污染成为常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比缺水更可怕的是全民节水意识“麻木”和节水措施“疲软”。有的直辖市阶梯水价提出多年，但始终未见行动并总强调实施难、成本高，于是寄希望于成本更高、难度更大的庞大南水北调工程以满足过度消费。

    对此，牛汝极建议：政绩观的考核单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尽快推动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并增加考核权重。让公众深度参与环保事务，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拿起法律的武器，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同时，在国家层面探索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统筹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和职能，扭转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无人担责的管理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