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不应该是谁声音大就听谁的。教育改革是全社会的事，应该全面改革，而不应仅仅是盯住高校，局限于招生、考试、录取这些环节。要从根本上改变“上大学才能有前途”的社会观念，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到2020年大学毛录取率达到40%，那其他60%的人干什么呢？如果能让其他60%的人愉快地从农、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那么大学的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3月9日上午，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未来高考改革的方向：在内容上，会减少全国统一高考科目，科目会相应减少；此外，将来会不分文理科；外语考试利用社会化考试，考试方式发生变化。招生将基于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和3年学业水平成绩综合加以录取。

从出发点看，袁部长提到的高考改革方案的确回应了几个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减少科目，是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不分文理科，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外语考试社会化、高考成绩之外综合平时学业水平，有利于改变“一考定终身”，形成相对多元化的录取机制。

因此，点赞的声音不少，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就认为，高考改革举措经过了充分论证和思考，不会像社会上想象的那样，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而且，西方很多国家考试制度都是社会化、一年多考。

不过，质疑的声音也并非没有道理，《广州日报》在《高考改革，科目增减是“换汤不换药”》的文章中就提出疑问：社会化的外语考试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外语分数是否纳入高考成绩总分。如果纳入总分，那会更大程度地加重考生的负担，因为他们为了获得最高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考。除非每个学校录取时，划定一个分数线或等级标准，只要考生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报考，但不能计入总分。

同样，“考试制度社会化、一年多考”确实是好，但一年多考的前提是，考试的方式必须改变，否则组织考试的成本太大。现在的高考是一年一考，但哪一年不是兴师动众？且不说考试当天要出动教育、环保、公安、交警、卫生等多个部门，单说组织专家命题，出于保密的要求，专家从开始命题到考生考完这段时间都必须“闭关”，在考完后，又要组织人力进行问卷，成本非常之高。如果一年多考，成本难以估算。

而对于不分文理科，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分文理科、减少科目，能不能达到最终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预期效果，我持怀疑态度。不能简单地说不分文理科，如果不分了，高校凭什么录取学生呢？根据大学学科设置，高中的课程设置大体上有一个分类，学生对文科或理科的倾向在高中已经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保持学科的类别，按类招生，可以说‘大文’、‘大理’，但不能简单地说不分文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