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女童:性侵教育必须加强
将性安全教育纳入课程
黄莉莉看到很多年轻女孩进医院做流产手术后,便毫不犹豫地从心理学教师转变为一名性健康教育教师。
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课堂教学、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教育女学生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遭遇性侵犯后懂得如何寻求帮助。”
然而,直到今天,我国在课程体系内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学校依然不多,即使有,在教育内容上也偏重生理方面,往往是在生物课、生理卫生课中含混带过生殖一章。
“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这一领域在全国仍处于空白。因此,虽然广东等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能停留在一地,甚至可能是某届教育部门主管领导的任上。”曹义孙说。
曹义孙建议,应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的权威防性侵课本、教案,填补教案空白。
与会专家学者建议,将儿童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让“安全教育第一课”作为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
“未成年人是防性侵教育最应尽快惠及的人群。很欣慰看到"女童保护"这样的民间组织在推动防性侵教育,但这不可能只由民间力量来承担,希望能通过民间力量推动制度的建设。因此,把安全教育作为小学生的入学第一课是最合适的。”童小军说。
北京性健康研究会理事黄莉莉也表示,“性健康教育课一定要纳入儿童教育体系中来,而且越早越好。”1990年,她看到很多年轻女孩进医院做流产手术后,便毫不犹豫地从心理学教师转变为一名性健康教育教师。许多家长向她反映,性健康真的很重要,可惜就是课程开得太晚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性教育课程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也表示,根据“女童保护”志愿者在贵州、云南、北京、广东、湖北、福州等省市小学讲授防性侵知识的实践经验,小学生最容易接受相关防范知识和方法,起到有效预防性侵危险的作用;而初高中生的讲授效果明显弱于小学生。
为建立一份权威、科学又便于小学生理解、接受的“安全防性侵课教案”,孙雪梅和志愿者们结合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经验、成员多地试讲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由10余名性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界、一线专家多轮建议、修订,历经半年时间40多次修改形成的《防性侵教育小学课堂45分钟标准教案》。
孙雪梅特别强调说:“教案用于公益用途,绝不用于销售,希望能为全社会的儿童防性侵教育做一些贡献。”
童小军呼吁,政府应当组织专家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权威性、指导性的教师防性侵未成年人行为准则。比如“教师不得单独对异性学生留堂、训诫,如确有教学上的必要,应至少有一名同性教师陪同。如无同性教师陪同,教师与异性学生在室内单独相处时,不得关门。否则学生可拒绝教师要求或告知监护人”等。
朱征夫认为,性侵儿童案多发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儿童性安全教育的极度缺乏。“在很多孩子眼里,老师家长的话就是权威。当权威人士来侵犯他的时候,他们可能连喊都不知道。”
朱征夫也提出,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孩子天然的权利。社会应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生活。要从根本上消除户籍歧视,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能够就近上学,落实义务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