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世平在两会上公布的全总第七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70.3%的职工对当前工资收入水平表示“一般”或“不满意”。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朱雪芹也呼吁：“再不给上海一线职工涨工资，招工难的问题将进一步加剧。”

　　■现状呈现

　　上海职工工资“含金量”有点低

　　朱雪芹代表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她回到老家探亲。那是江苏徐州旁的一个小县城。这两年当地投资兴建了大量制造业企业，工人收入平均水平已经达到 2500-2700元。反观目前上海的一线工人，平均收入市场行情也只有3000元，如果算上买房、租房的成本和高昂的物价水平，上海的工资含金量已远远 低于二三线城市。因此近年来不少农民工不再把上海作为就业首选地，不少人重新向内地回流。“再不给上海一线职工涨工资，招工难的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她 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世平也关注到了工资问题。他在7日的政协大会发言上表示：“广大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一线职 工、农民工、劳务派遣工收入更低，多在2200元到2600元之间。”据全总第七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70.3%的职工对当前工资收入水平表示 “一般”或“不满意”。

　　■追根问缘

　　没有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

　　尽管高度赞同为一线职工涨工资，但仍有不少代表担心，如果将收入倍增计划简单化地“一刀切”，是否又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他们呼吁，尊重市场，尊重人才，效率优先，鼓励先进，改革不能再“养懒汉”。

　　“工资当然要加，但是怎么加，一定要谨慎研究方案，切忌匆忙草率推出，为加工资而加，伤害了优秀人才的积极性。”朱国萍代表说，现在民间有一种论调， 认为中央说要给一线职工加工资，就要确保人人都加、人人都加的一样，而不管付出多少、贡献大小。她认为，涨工资机制应当在效率和贡献优先的前提下，兼顾覆 盖面，绝对不能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等下班的”和加班加点熬夜投入的“拼命三郎”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陈振楼代表指出，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相对于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处于讨价还价的弱势；相对于体制内，体制外资金的借贷成本更高；相对于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特别是在土地、石油、矿产等资源类公共品行业剩余收益的分配缺乏充分依据。

　　■现实难点

　　企业用工社会成本日益高企

　　对此，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王大犇表示，2013年国家发改委曾出台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意见，但实际内容并不多。难点在于政府部门职能管机关事业单位。而作为收入分配的主要方面，企业如何进行分配，自主权在其手中，政府很难提出硬性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表示，涨工资是必然趋势。员工是企业的宝贵财富、重要资源，不激发人的活力，就没有企业活力。但在此过程中，也应看到企业存在的客观困境。

　　他告诉记者，现在用工的综合社会成本日益高企，企业每花出1万元的用工成本，员工只能到手5000元。尤其是薪资到了一定高度后，社保缴纳比例和个人 税负成倍增加，这已成为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不能承受之重。目前，受全球经济下行颓势的影响，国内一大批传统服务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陷生存危机。 如果罔顾这一客观事实、不从政策上打开缺口，而片面一味强调涨工资，最终将导致一批企业退出市场。樊芸代表也告诉记者，小企业压力大、成本高已成为全世界 的共性问题，不能回避这一现实困境而空谈涨薪。

　　王大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市场的手”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王大犇参与的一项2013年上海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本 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本市平均水平。2012年，前者还只占后者9成左右。“2013年，流动人口平均工资超过本市平均水平，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 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他举例，调研发现，钟点工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有些小白领，这在以前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眼下却变得越来越寻常。他分析，流动人口中有一大部分在制造业、 服务业就职。近年来这些领域的“招工难”问题使得企业不得不主动提高工资水平。“从这一现象就能看出，提高工资水平最有效的推动力来自市场，而非政府。” 他说。

　　■政府作为

　　光靠最低工资“保底”还不够

　　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哪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王大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工资条例一直未获通过。“虽然每年都在提高最低工资，但这一部分提升的空间已 经不大。”他指出，最低工资是政府采取的一种“保底”措施，主要对低收入人群起到一定作用，并在全社会起导向作用。而若要实现所有收入人群的“收入倍 增”，光靠它，显然还不够。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对初次分配政府应该减少干预，让市场有一个充分的自主发展的空间。相反，在二次分配中，政 府恰恰应该增加干预，对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合理的调整。由此，实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比如通过税收方式，财产税、遗产 税、个人所得税等，加大对高收入的控制；利用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兴建保障房、公共教育、公费医疗等手段，实际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 入差距。”

　　而对企业，王大犇表示，为应对劳动力缺口一味涨薪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关键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盛亚飞代表也提出了 同样的观点，在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的情况下，简单地一边倒提出倍增计划，将对市场活力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沈志刚代表也说，工资增长是必然趋势，但也必须和 经济增长相适应，涨工资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激发市场潜在活力。

　　■解决之道

　　应为集体协商立法

　　朱雪芹代表认为，目前看来，推动一线职工收入稳定增长的最好办法还是集体协商。然而，由于在不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工会长期处于不能维权、不敢维 权的弱势地位，导致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只是一纸空文。“唯一的办法，是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通过刚性法律来确保这项制度的落实。”朱雪芹呼吁。

　　个税引入家庭概念

　　每年两会上，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的呼声总是不绝于耳。在目前起征点定在3500元基础上，是否有可能再提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简单提高起 征点的做法并不公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不能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我国正通过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表示，为了更能体现税收公平，个人所得税按家庭征收是大势所趋。他举例，一个5口之家只 有一人就业，月工资是5000元，他要养活5口人，父母、老婆、孩子和自己，人均不到1000元，但他需要交纳个税。另一个5口之家5人都有工作，每人月 工资2500元，也就是人均2500元，但他们都不需要纳税。

　　他表示，征收个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调节贫富差距。但贫富差距并非来自个人收入，而是来自家庭收入，因为家庭贫富与劳动者所扶养的家庭人口数有关。所以，征收个税必须考虑家庭负担，让家庭负担重的人少交税，让家庭负担轻的人多交税，以确保低收入家庭生活必需品开支。

　　还需提高企业积极性

　　陈振楼代表建议，尽快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根据“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指导原则，按照事权划分中央和地方 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构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对于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作用，改革和完善再分配制度。

　　他提议，一个规范透明高效的收入分配秩序和管理格局亟待形成。为此，要尽快消除一切不合理不规范不透明的非法收入，以及由行政垄断、权力寻租、腐败滋 生等非市场因素产生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同时，改革现行的收入统计内容和核算方法，加强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增强收入统计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王均金代表建议，在推动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相关政策应配套。譬如，社保统筹可否建封顶机制，当职工薪资涨到一个临界点时，社保缴纳比例封顶；个税递增到一定程度后，也保持稳定。“如果工资附加部分等适当减负，企业为职工涨工资的积极性将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