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雾霾影响百姓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结构优化了，才能够遏制前些年粗放型增长带来的环境危机因素。结构优化要更多体现在以低碳、绿色、循环经济为导向，更多推进节能降耗，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生产中的相关行业结构和技术经济结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GDP增长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观察这个过程中间增长质量是不是真的提高，我们的综合绩效是不是进入了上升轨道。

　　蔡继明：同样是“人均1万美元”，却有着不同的含金量。从产业结构看，北上广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走在了前沿。北京2014年三种产业结构比例为0.7:21.4:77.9，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已接近80%。产业高端化趋势明显、GDP单位能耗在下降，这都是新常态下的新特征。从收入结构看，在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通常约为55%，而在我国这8个省区市，这一指标仍偏低。2014年，北京居民收入占比为47.7%，广东为40%。与此同时，与民生福祉相关的幸福指标、环境指标仍在提醒中国，发展任务艰巨。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大多快于GDP增速，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未跑赢GDP7.4%的增速，这都需要在提质增效上再努力。

　　迟福林：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种趋势下，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调结构，到2020年能不能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驱动型的经济，能不能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能够迈过这个坎我们就大有希望。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GDP上要转变理念，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上来，从而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实现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

　　用辩证思维：更重视GDP的增长质量

　　记者：我们不能片面强调GDP，但也不能不关心GDP。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只有稳增长，才能稳就业。

　　蔡继明：的确，GDP告别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但我们的就业没有出问题，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在优化。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迟福林：中国当前已经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的目标要放在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增长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科学合理的GDP增速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仍是发展中的重要指标。同时，我们不能唯GDP。过去的发展中，我们把GDP当作唯一的目标，把它绝对化，甚至为了获取GDP的发展牺牲了环境和资源，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方式并不可取。我们要重视GDP，更要重视GDP的增长质量。

　　贾康：GDP增速放缓，但就业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这是结构调整、简政放权的成效，与营改增等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密切相关。如果在未来8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能够维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同时打造升级版成功，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一定能够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这其中，离不开改革、创新。新常态之下，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充分释放制度红利，通过制度安排、运行机制的创新，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充分调动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唯此，才能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加绿色、更贴民心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