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今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35元提高到40元,增量全部用于支付村医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此举赢得委员们的普遍赞同。

　　“光靠这一项措施恐怕难以留住村医的人，解除村医的忧。”民族宗教界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表示，村医是农民健康的守门人，必须通过政策和制度留人。医卫界部分委员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仅靠提高待遇难以解决村医留不住的问题。

　　现状：

　　村医流失严重 农民健康无保障

　　在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夏宁的手机里存着很多村医的电话，平时他们经常给她打电话询问村医的待遇问题何时解决，得知她来北京开两会，有的村医还通过电话或短信建议她把他们的愿望向中央领导反映。“一般我都会接电话、回短信，后来都不敢接了，因为有些问题真的难以很快解决。”夏宁说。

　　广西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员数为1.48人，全国为1.41人，江西省为1.26人，贵州省为0.83人，云南省仅为0.9人。广西全自治区乡镇卫生院编制数55313人，实际在编人员39468人，空编15845个，空编率28.65%。而在村卫生室方面，有些村卫生室虽然有房子和设备，但是没人。

　　“一方面是人才不足，另一方面人才队伍还不稳定。”夏宁介绍，2011至2013年三年间，广西全区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共流出13000多人，其中辞职6960人，占52.30%，调离5163人，占38.79%。而且学历越高的人才越容易流失。

　　全国政协委员、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陆洪光去年走访了贵阳周围十几个地方的村卫生室。“有些村卫生室要么关着门、门上挂个牌子写上电话有事联系，要么下地干活去了，有的干脆锁门到外地打工去了。这样一来，村民的健康怎么保障？”陆洪光说。

　　这样的问题在福建也存在。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林绍彬表示，基本药物目录普及之后，尽管当地政府给予15%的差额补偿，但作为“以药养医”的村卫生所药品零差价后几乎是等于断了经济收入来源，“巧妇难煮无米之炊”，有不少村医弃医从商、弃医从农了。

　　“有些地方虽然有村医，可除了开药，其他基本不会。百姓不相信，好多都到县医院看病去了。”曾跟随全国政协赴基层调研的安阿玥说，这种情况在西部地区相对比较普遍，不少村医连执照都没有，再加上缺少培训，已经满足不了农民现在的医疗需求。

　　林绍彬在福建西部一个山区县调研，村医中有1/3已超龄，2/3是中青年村医，其中持助理执业医师执照仅占10%左右，90%村医没有执业执照。“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