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善待他人

我父亲对自己、对家人要求都很严，非常清廉，身居要职却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半分利益。我有个哥哥叫马龙章，是上海交大学飞机制造的，当时国家正组织人员去苏联学习，总理安排他参加。父亲知道以后对哥哥说，现在国家正需要你，你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参加选拔。哥哥就没有去，后来在空军，转业以后安排去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工作，直至去世。很多书上都写到过这件事情。父亲没有为我上学和工作的事情做过安排。我初中上的是女十二中，在灯市口，男女分校。李济深的女儿李晓彤、王光美的侄女等人也都在这个学校，但当时相互之间根本不知道谁是谁，我们班上的同学也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那个时候的人真的很朴实，不懂得走后门，我们也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父亲病了以后，家里请了一位特别护士柯贵贤女士来照顾他，我们称她为柯同志，她和林巧稚她们是一辈人，都在协和工作过。柯同志在我家工作十余年直到我父亲去世，给的酬劳是我们自己负担的。一次，柯同志在我父亲还清醒的时候请父亲给她写几个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几个字就是在那时候写的。八十年代她将这幅字捐给了国家博物馆。父亲去世的时候正值文革，他的死亡证明、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是我去东城区革命委员会办的，因为我们的户口在东城区。给的抚恤金和正常人一样，按解放后的工龄算的。当时我们家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位司机、一位老阿姨和一位工友老史。司机是国家派的，是有工资的。阿姨和工友的工资，国管局和父亲讲也由他们来负担，父亲不答应，说他们两个不是只照顾我一个人，是管全家的，应该由我们自己负担，不能跟国家要钱，所以他们两个的工资也是我们自己负担的。父亲去世后，因为老阿姨无依无靠，我们跟国管局商量，帮她要了一间房，就在现在我家的对面，我们好照顾。家里有一些零碎东西，比如我当时骑的那个自行车，老史喜欢，就给他了。他们离开我家的时候，我们也按照国家标准给了他们钱。那个时候司机和警卫都是公家派来的，他去世后司机和警卫就回去了。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父亲的为人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亲最早的三个警卫，我们一直都有联系。如果父亲的为人不是和蔼可亲、或不是平等对待的话，他们三个也不可能和我保持几十年的关系。父亲每天都是认认真真上班。衣服也就这么几套，除了出去应酬穿的，其余的都很随便。

与民进老一辈人的交往

民进创始人里面有个陈慧，是陈叔通的女儿，很早就和我父亲认识，所以和我父亲特别好。她是教英语的教员，从美国留学回来，研究戏剧的，后来在戏剧研究所工作。我是1940年生的，当时父亲在上海没有固定收入，奶粉这些东西都是她给我买，所以我管她叫嬢嬢，就是姑姑，我的孩子叫她太姑姑，关系非常近的。在上海的时候，民进的这些人，雷洁琼、严景耀、林汉达等等，开会都上我们家。当时我们住在上海的三层楼的房子里，房子是别人的，我们家是没有房产的。这些人来了都是我妈妈做饭，他们都特别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饭。雷洁琼的先生严景耀人很好，特别喜欢我，老是笑嘻嘻的。

父亲的教育观

父亲的教育方式很好，一是“放开”，二是“以身作则”。按照以前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肯定不会让我出去玩的。但父亲没有对我限制，没有说不许去这里，不许去那里。在上海，我们家对门有一家小织袜厂，他家有孩子，我就在小弄堂里跟他们玩。后来到了北京以后也是一样，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住在大方家胡同，对门那家是我的小学同学，她哥哥是蹬三轮的，住的是大杂院，家里非常挤，我几乎每天都到她家去玩。在我家门口和别的孩子，也有男孩子玩拍洋画、扇三角这些游戏。父亲很少管我，上初中报名，也是我拿着家里的户口本，顶着小雨从南小街大方家胡同一直走到灯市口去报的名。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大概是1956年，父亲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了，我问他自己应该报考高中还是中专。提到学校曾经带我们参观过西直门的一个电力学校，里面有楼房，还有实验设备，就想考那个学校，父亲只说了一句，那个学校是要住校的，我一听，就不想去那个学校了。所以考什么学校、上什么学校，都是我自己做主。后来高中我考上了65中，是一所刚建的男女合校的仿苏学校，在沙滩那里，我每天骑车去上学，他也没有过问。之后考大学他也没管，都是自己爱报什么报什么。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父亲的确是很开放的。创建民进和南下香港关于创建民进，我有一个表哥曾经写过一些东西，讲的是他和我父亲在上海的一段，筹备民进的时候，他帮我父亲做了一些事情。上海有一个老会员温崇实，我和他也有联系，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去上海都去看他。温崇实是共产党员，参与搞民主运动，经常给我父亲提供素材，包括蒋介石内部的一些情况，共产党方面提供一些内部消息，知道什么他就连夜告诉我父亲，父亲连夜写稿子发表。父亲去香港的时候我还小，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说走就走了。但是在那边时间不长，他是1947年底离开上海的，1948年12月由党把这些民主人士从香港转道丹东回到已解放的北京，大概是一年的时间。他走了以后，我和我妈妈还在上海，后来是我姐夫把我们送上船去香港的。在香港时，潘汉年这些人总去我家，他去的时候，父亲专门嘱咐我“跟谁也不许说这个人来过”，我的印象很深。我跟我妈妈是1949年的2月份坐船回北方的，也是共产党给接回来的。当时船上除了共产党的人，就我们十来个人，一路上也非常辛苦，躲这个，躲那个，躲国民党，而且当时济南也没解放，只能一路坐敞篷车（大卡车）到天津，再乘火车到北京。到北京以后，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天翻地覆，过上了好日子。

马先生汤

父亲的生活很简朴，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但是每天磨杏仁浆喝，那个小磨现在还在我这里。他会做一个菜，叫马先生汤，民进老一辈的人都喝过这个汤。陈毅、钱学森之父也都被请到我家来喝过这个汤。当时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因为他父亲是我父亲在北大的老同事，父亲请他们父子到家里来吃便饭（钱学森因事没能来，他父亲来了）。我父亲亲自动手，母亲给打下手。用十几个碗分装不同的材料，做一碗汤，其中雪里蕻、白菜、豆腐这三样是必须有的，剩下的就是火腿汤、鸡汤啊，再兑在一起，愿意再放其他东西煮成的汤也行，再兑在一起，就是好喝，但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喝不出来，很绝。这道汤是怎么来的呢，是20年代父亲在北大的时候，和别人到现在的来今雨轩（原来叫长美轩）去吃饭，觉得那里的汤不好，就把自己琢磨出来的汤告诉他们了，店里叫它“马先生汤”，那个时候红极一时。一直到80年代，来今雨轩还有这个汤。黄裳先生在《文人饮食谭》这本书里以“马先生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父亲的少年生活和先母叙事

家里挂的这幅画是父亲的朋友，也是著名画家汤滌先生画的，很有意义，也是传家宝。画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我父亲，奶奶在织布，他在旁边帮忙、看书，说明当时家庭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他在“先母叙事”这篇文章里面说的很清楚：他的爷爷是个状元，在北京做官，生前家在杭州，生活条件可能比较好一点，他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了，家境已经不行了。他爷爷去世以后，他奶奶一直是跟着他父亲的，当时家里还有我父亲伯伯的孩子，加上他们家自己的几个孩子，老的老少的少。他父亲身体比较一直是比较弱的，后来在衙门里面有一个抄抄写写的工作，最后生病去世了，这时父亲才九岁。去世之后因为没钱安葬，棺材就停在那里。他母亲织布、缝鞋作鞋，他编袋子、折元宝维持生活，这样凑了钱，先把老太太（父亲的奶奶）葬了，再把他父亲葬了。后来他母亲有个朋友看到了，可能在官府里面帮着筹了点钱帮了个忙。这位朋友派来送钱的人到了家里，看到那边有个穿得挺破旧的人，就问少奶奶在哪里，他母亲说我就是，对方非常惊讶。先母叙事那篇文章里头写的非常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