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岁的正月间（旧历）回到杭州，母亲已替我请好了一位张先生，教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读书。功课是和在苏州一样的，但是我依然得不到读书的味道。不到一年，我的家境也决不能够请先生了，就进了一个“宗文义塾”，在“智斋”里从胡诵清先生读书。那时一斋里的学生，程度高的文章满篇，低的还只是背诵对课，我当然在低的方面，但是我却私下向同学里的会做诗的学做五言“试帖诗”（试帖诗是应考试用的），自然做不成功，我也觉不得读书的味道。

　　一年以后，母亲因我的身体不好，叫我回家（原来住在塾里的），在同巷的李伯伯家，从一位萧山人鲁六僧先生读书。还不是老方子的一贴药，仍旧叫我感不到兴趣，只是写字算越写得好了，因为我的父亲是书法有名的，所以大家也夸奖我。这年是中华民国前十三年（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就是“戊戌政变”的后一年，李家请的鲁先生换了一位范成佐先生。范先生的教书，法子还是一样，可是活泼些，有一回事，却叫我大感兴趣。我有一个姓洪的同学，天资也和我仿佛，我们对背诵，往往要争先到先生面前，我坐得近先生些，当然容易先到，这一回，他乘我不备，早离了他的位子，但是我的眼快，便同时抢到先生面前了，因此他和我都背诵起来。范先生左右为难了，但是他老心里明白，我是后离座位的，他老就出题目了，叫我们都停止背诵，由他老挑出书里一句来，叫我们接着往下背诵。他老先对那位同学说：“你先背。”分明是照顾他的意思。他老就从《论语》里挑出一句：“不占而巳矣”，那位同学却背不出。他老又向我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我立刻接上去背诵了。那位同学自然只得捧了书走，气得几乎下泪，我却一面背诵，一面很得意的向那位同学笑。

　　这时，我对于《论语》《孟子》算能了解他们文法的部分了，就请范先生教我做八股文。吚晤吚晤地读了几篇“程文”（就是模范文），却爱上了俞曲园先生《课孙草》里“子路宿于石门”一章的一篇，因为有这样四句：“草草杯盘，席上之残肴未撤，荧荧灯火，室中之旧榻犹存。”觉得描写得有趣（这是用王安石的妹子作的诗改作的），就也学做八股文了。可是只做到起股，就不懂往下怎样做了。

　　头一年秋季，一夜，明月在天，我从外面回家，遇到有人慌张得很，担了泥菩萨搬家。我很奇怪，听人家说，原来康有为学了外国人，要开学堂，清朝皇帝听了康有为的话，要废佛教，拿天下庙宇来办学堂，所以那些尼姑先着了急，趁夜里这样赶来带菩萨逃难。我在那时，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晓得变法是为什么。那时杭州已有了一个“求是书院”，是新式教育机关（后来的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都是从它改的，现在的浙江大学也设立在它的遗址），我却还没有晓得。

　　这年夏天，才听说杭州办了一个“养正书塾”，是外国学堂的样子。还晓得我父亲的一位盟友宋浪之先生（也是俞曲园先生的学生）在这里面教书，我就向母亲说明了，要进这个书塾，母亲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其实，这种书院、书塾却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的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二三年到高中的混合体。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个班头，二班学生不过六七个人，都会做满篇的文章，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了。我呢，入学考试仍就是背诵一回书，因我还不懂做策论文，把我和同时过去和我一样程度的同学凑了一班，叫做新四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