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四班里和萧山三个姓韩的同学算是一班的“翘楚”，其实不过能做一百来字长的策论。我在半年将完时候，星期做文，一连考上了七次第一，第二第三就是二个姓韩的同学。不到年终考试，我和两个姓韩的同学便升入老四班了。我在老四班里不过一两个月，国文第一又往往轮到我的头上了，所以这年年终考试的结果，我就升到三班。

　　我升到三班时候，只有一个算学教员赵望杏先生，是在四班里就教我们算学的，可是我对算学总是格格不人，一部《笔算数学》，做到命分就弄不清楚。好在那时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目，有的不过是历史地理英文。历史地理都无教科书，也是那时还没有编得出来，所以我们读的历史，是整部的《御批通鉴辑览》，地理是《水道提纲》，我对地理简直无从入门。英文呢，我对发音来得不准，而且很蔑视外国文，所以英文教员魏沖叔先生用尽方法引诱我。年考的时候，我的试卷稍稍象样，他老竟给我奖金。但是我总觉得这是鬼话，我一生的吃亏却在这里。

　　这时三班的历史教员是刚刚请来的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陈介石先生（名叫黻宸），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我们当初并不晓得，只当是一位布衣布鞋的乡下老先生。他老一口温州话，我们初初也真懂不得，可是我占便宜了，因为我到过温州，虽则我在温州住了将近一年，实在没有和温州人正式接触，不过听听邻舍人家讲话，有了些印象，所以陈先生说出来，我倒觉得和“他乡遇故知”一样。我听了他老对历史上的议论，很感兴趣。他老因为言语不通，总是用笔来考问我们。他老不但“循循善诱”，还真懂得“不愤不启，不排不发”的教法。我们经他老几次的启发，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归依他老了。我在三班里半年终了，又升到二班，便和原在二班的各位同学并驾齐驱了。

　　这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北方出了义和团的事件，欧美日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皇太后皇帝都向西安逃跑了。那时杭州有三份上海报纸，是《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但是我们书塾里只教员室有报看，我们哪里敢进去。这位陈老先生却常常把时事告诉我们。一日，他把我叫得去，告诉我联军进了北京，皇帝走了。我好象天向我头上压下来了，就号啕大哭。他老却不响，直待我哭得太伤心了，他才对我说：“你不要哭，慢慢对你说。”我听他的说话，好象基督徒相信《圣经》一样，晓得他老必定有个道理的，也就止了泪。他老说：“你去息息罢。”我内心还是凄凉得很，也没有话说，就退出了。

　　后来他老并不怎样特别地告诉我什么，但是，我们从他老讲历史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我们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和《黄书》、《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一类的书，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因此我们考试文里也大变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