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班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升了头班。可是我苦了，因为他们的算学都是学微积了，而我连三角也学不好。英文也连造句还咯哩咯嗒，改学日文，又讨厌他总是鬼话。不过我在历史、国文、掌故（这门功课有些特别，大概等于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里的概论，而又只限于中国历史以内，并且没有教本，只在《九通》里面自己摸索）方面的成绩，除了汤尔和、杜士珍两位同学外，我总超过其他同学们，所以保持了在头班的地位。

　　我在头班半年不到，和汤杜两位同学的成绩又超过了其他同学，忽然把我们三个加了一个特班生的头衔，却仍在头班里读书，这是在前清光绪二十七年上半年。下半年书塾里又出新花样了，加设师范生六名。备班学生一班，备班取来的都是象现在初小一二年级的学生。师范生呢，并非另开一班，也不增加教育科目，就是给我和汤杜两位同学，和还有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三位同学（都是头班生）加了一个职务，叫我们去教备班学生，不过不算正式教员，所以特立这个名目。

　　我们在备班里，一面是教师地位，一面还是同学地位。我们对于这班里的小兄弟，真是看得和自己的兄弟一样。而我们的教法，不但用了陈老先生教我们的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和他们真“德漠克拉西”。我们有时设了一个问题，反而自己退下讲台来坐在学生位子上，请他们里面自动要说话的上去互相质问辩难。所以他们也和我们亲热得要死。他们里面有一个杨崇英，是书塾总理的孙子，不过十二三岁，先和我在新四班里同学，他后来告退了，这时重复进来，他每次能够佩侃而谈。还有一个傅孟，也是了不得的。

　　这时，我们书塾里还没有体操，我们到求是书院里去看了一番，“不胜欣慕之至”，就由高级同学发起向总理（就是校长）上书，请求增加体操科目。起初总理以为这是不需要的，后来终究被我们的“绝妙好词”感动了，增加了体操。我对这事，倒大感兴趣，翻杠子、荡秋千，居然第二手。

　　我们又发起组织同学了，一个现在学生会似的组织，由我们几个高级同学来领导，虽则形式上很不完全，精神上倒很团结。我们几个人常常晚上到年级较低的同学宿舍里集合他们，作演讲、辩论，很似现在的座谈会。

　　照例，每年端午、中秋、年底三个时间，要由杭州府、钱塘县、仁和县轮流来考试。他们拿了卷子回去，评定了次第，五名以前都有奖金。有一回轮到钱塘县，知县黄大华先生，倒是一个有学问的，可是他偏闯了一个乱子。他随意把我们升降了，头班的降到三班，四班的升到二班，平日成绩好的偏偏都落入次等。我们大哄起来，好在校方并不依照他的评定办理，我们却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他的奖金。说也可笑，一共也不过五六十块钱（银元），我们却要办一个藏书楼了。汤尔和会刻图章，他就牺牲了石头一方，刻了”皆大欢喜楼藏书”七个字，捺在买来的一些当时新出的课本书籍上。那时杭州出了一份线装书式的白话报，其实都是求是、养正两校的教员的作品。我们就定了几份，供给同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