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年纪不到二十岁，遇到法国对龙州、俄国对奉天这些事发生，张家花园（现在的泰兴路南段就是张家花园遗址）开会总去参加的。张国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象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象现在对民主一样。

　　后来，赵先生又别有企图，我们师生也各有各事，就散了。《新世界学报》也就中止。

　　汤尔和往日本学陆军去了，奉天事情紧急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学生“鼓噪”了，组织义勇队，要回国来，情愿和俄国开战，先派了汤尔和、钮永建回来，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说意见，到了保定，见了袁世凯，袁只给他一个电报看，他们的任务就终止了。因为清朝已得了报告，说他们是革命党，有密令则袁世凯逮捕。当时，我在杭州，得到消息，尔和已“被杀”了，急忙打电报给杜士珍，叫他来商量，我们怎样去处理他的后事。又给袁世凯“幕府”里一位魏少棠老先生去信问问情形（这位魏老先生，是和林琴南翻译小说著名的魏易的叔父，也是尔和的长辈），得他的复信，说没有这回事。原来，他们想通过魏老先生和袁世凯说话，魏老先生劝他们快离保定罢。

　　我因家庭生活的负担关系，往来杭州上海，教书写文。那时，一位广东人邓实先生（别字秋枚），独自办了一份期刊。叫做《政艺通报》，约我写文。后来他更有兴趣了，又约我和他的同学黄节先生（别字晦闻，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同学简朝亮的弟子，晦闻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办了一份期刊，名目是《国粹学报》。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而鼓吹民族主义的革命很卖力气，居然风行一时，柳亚子、陈佩忍、章炳麟、刘师培都是革命分子（刘师培后来拜了端方的门，并且袁世凯想做皇帝，他竟加入了筹安会），也先后加入写文。柳亚子、陈佩忍发起组织南社，做同盟会的外围，我也加入了。这时，我正学做诗，读了一本《孙逸仙》，就胡诌一首七律，现在只记得末了两句是；“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因为在杭州游西湖船里做的，所以就把满湖两个字双关用了。

　　我是二十岁（前清光绪二十年）结婚的，那时，胆子却不算小，自己做了一副新房联对，现在也记不起了，末了大概是“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明年，汤尔和结婚，我送他一副新房联对，记得上联的末了是：“快播革命种”，都在杭州裱画店裱出来，却没有遭到危险。因为当时没有特务。

　　以后，我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做了几年教员，在江山县立中学堂，遇到一件有关革命的案子，原来，江山是浙江边上的一个县份，在宋明的时候，文化水准还不错，到了清朝，乾隆以前，就科举考试的还不多，据说是因为“故家遗族”反对清朝的缘故，在《江山县志》上记载乾隆时候有—位姓郑的还为“清风不识字，翻我案头书”两句诗几乎灭族。这种历史的教育，到了这时，还有人接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