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晓得为什么事离开了咨议局，直到晚饭以后，再到咨议局，汤老一个人踽踽凉凉很无聊的样子，这时，褚辅成在机关部，沈钧儒是在临时担任警察局长，都没有和汤老见面。一会儿张竹生来了，请汤老着手组织都督府。汤老开了一张名单：民政司长陈黻宸．财政司长张鸿（这是张竹生的大名），教育司长沈钧儒，褚辅成是什么长，我记不清了。我和楼守光都是秘书，但是，怎样发表？外边枪声常常掠耳而过，原来，旗管还被围着，驻防也不肯降．据说下午的会议的条件，不能算数。杨老叫我和楼守光出去打听打听。我从回回新桥走出大街，落北向官巷口走，一路十个五个的兵把旗营包围着。正到官巷口，在一盏路灯底下，被一位排长看见了，叫一声：“先生，前去不得了，迎紫门上有守军，不时放枪呢。”我听声音，正是我在养正书塾做师范生时候教过的学生傅盂（他在书塾时候的原名叫傅振绳，这是他进武备学堂改的名字，他和黄郛是同学还拜把的），我问他怎样了？他说：“还不肯降。”我也就折回了。汤老叫我起两个草稿．一个是给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电报，一个是豁免全省钱粮的文告，后来是不是用的我的草稿不晓得．豁免钱粮这件事，几乎使财政上没有办法。因上有三百万的省债。

　　第二日早晨，我因为要去安慰一下母亲，到乡下去了。在乡下多耽搁了一夜，再回城里，局面全不同了。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而褚辅成做了政事部长，是和都督平行，和湖北、江苏等都督府的官制不同的。贵林和他的儿子都被枪毙了。原来，驻防不肯投降，革命军驻扎在粮道山上的，大炮对着旗营南头什么门上，炮台要取攻势了，他们还想发炮抵抗，幸而他们炮上的闩子早被革命军方面叫帮里的朋友张子廉（是洪门的大哥）想法卸去，那门炮就没用了，因此，终于投降，只把许多枪杆向河里丢。

　　话说贵林，他的母亲是个节妇，相当给他一些旧式教育，叫他结交“知名之士”，所以他对宋恕，几乎是师事的（宋恕别字燕生，又号平子，是一位博学而且诗文都注意近代化的。他和章炳麟都是俞的学生，和梁启超一辈维新、革命党派的知名人土，多有交情。这位先生很象后汉的郭泰。前清的重臣李鸿章，是他妻父的门生，想叫他做官，不敢出口。他做了一本书，名叫《卑议》，李鸿章说：“这叫‘卑议’？我看来太高了”），由宋恕又结交了陈老师，他在旗营里有圣人的绰号。他是一个满洲人里的开明分子，自然，一般的种族观念他也有的。那时，杭州驻防里，还有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三多，蒙古人，他是词学大家谭献的学生；一个是金梁，他的阿哥是杭州驻防的协领（贵林是补他的缺的），他和杭州的革命史上却有关系。

　　浙江大学校址的前身，就是求是书院（后来改称浙江大学堂，最后改做浙江高等学堂），当我在养正书塾读书的时候，陈老师给我们同学启发了革命思想，陈老师又介绍了宋先生到求是书院当总教习。宋先生对言语是万分谨慎的，但是，他和陈老师一样，会在古书里发出新义，叫人们自然会走上这一路去。那时求是书院有一群有革命思想的学生，这里面最杰出的叫史久光，他是江苏傈阳县人，他的祖上有一位名叫贻直的，曾做过清朝宰相。但史久光却是个“乱臣贼子”，有一年暑假里，他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他的同学李斐然（辛亥革命前任周承菼标部的参谋）也“大放厥词”，斥责清朝。史久光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改作“贼清’，不想被院里的旗籍学生晓得了，报告了金粱，金梁通过他的阿哥，报告到将军那里，将军就请巡抚查办。这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巡抚怎敢怠慢，但是，他晓得一经查办出来，除了几个活该的外，从他起直到芝麻是豆大的官，都要担着处分，不是玩意儿的。所以他很谨慎，先把这件事秘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