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一件案子，是袁世凯想收拾应德闳先生的。原来应先生在元年做了江苏民政长，刚刚碰到应桂馨暗杀宋教仁，这件事是袁世凯叫人干的，应先生把宋教仁被杀的情形通电全国，大家都晓得政府当局是个“嫌疑犯”。袁世凯因此恨死了应先生，就借一件公债案子，查办他。应先生被平政院传到北京，住在白庙胡同的大同公寓，公寓门口站了一个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他的通信也受检查，有时是我替他带给东交民巷的邮政局发出，因为使馆界里的信是不检查的，这也是一件故事。应先生虽则幸而无事，但是不敢再做官了。

　　一忽儿到了中华民国第四个年头了，袁世凯把他的爪牙布满了全国，他以为皇帝可以做得了，叫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替他主张中国是适宜于君主立宪的；再找到中国头一批的留学生译《天演论》和《原富》一类的书，还当过京师大学校校长的严复，著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辛亥起义时候湖北都督府的外交司长胡瑛，前清四品京堂杨度，辛亥革命时候吴淞湖都督李燮和，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安徽都督孙毓筠，这么六人发起了筹安会，当时称他们做六君子，这个筹安会，原是替袁世凯筹备皇帝“即位大典”的。

　　筹安会发表的头一日，我听说刘师培来了，我不晓得他是来发起筹安会的，很欢喜地就去访他，因为他和我是《国粹学报》的同事。可是，见面以后，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做文章要记年的时候，总写什么甲子、乙丑，但是甲子、乙丑六十年一转，那末，便弄不清楚了。元年二年地下去也不方便。”我便马上答复他，这有什么问题，用什么什么记年，是汉武帝才起的，汉武帝以前写文章的没有发生问题，欧美各国用耶稣降世记年，到现在一千九百多年，也没有不方便。他听我这么一说，使没有话了。第二日在日报上看到筹安会发起人，这位国学大师名在第六，因此恍然大悟，怕他要给袁皇帝拟“年号”了。果然不久，“明年著改为洪宪元年”的令就下来了。

　　袁世凯要做皇帝，却不敢公然“我自为之”，他又学王莽故事，叫各省“绅士”“歌功颂德”，“上书劝进”。他看中了两个有名的文人学士：一个是湖南王闿运，一个是江苏缨荃孙，这两位白发公公，我和他们都有“一面之缘”。说起王闿运，他在晚清历史上很有关系；原来清朝的皇帝奕（咸丰）死后，两个亲贵掌握政权，一个叫端华，一个叫肃顺，肃顺比较端华有才具，王闿运是他府里的教书先生。太平天国革命势力一日强盛一日了，清朝有点“愁眉莫展”，王闿运向肃顺建议，叫他重用汉人，便推荐了曾国藩。（曾国藩虽则是他保举的，但曾国藩还看他不起：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去访问他，两个人坐在炕上〔前清官场仪节，平等待遇，才同坐炕，下属便不得升炕了〕，他“高谈阔论，目空一切”；曾国藩却拿指头酿了茶，只在炕几上写：“妄人妄人”。）曾国藩便训练湘军，叫他的学生李鸿章训练淮军，居然打平了太平天国，给清朝保全了一统江山，王闿运就做了一部《湘军志》，大家都称赞他这部书。他本来会做“骈体”文，会做“选体”诗，因此“文坛”上有他的地位，这样更加重了他的名誉。

　　但是，他虽然中了“举人”，却不能“三考连捷”（三考是乡试、会试、殿试）。他脾气又大，以为总有人会用他，不肯出钱买官，后来还为一件什么事，就更不能得志（似乎就因为是肃顺的人）。所以直到清朝快亡，才赏给他一个翰林院检讨，他的岁数已近八十了。到了中华民国，他自然是“国之大老”了。袁世凯因为他是他父亲的朋友，把他请到北京，叫他做国史馆馆长，礼待很为隆重。（这时，国务总理是熊希龄，是他的老乡，可是他的后辈，国务院设在中海的集灵囿，熊希龄请他吃饭，陪他逛中海，他问这是什么地方？熊希龄说是集灵囿。他说：“呵，四灵除你凤麟龙。”）我便在这个时候见他的。（他住在西城一个什么胡同，我自然是个后辈，拿我作的“古文”去请教他。他送客一直送到大门口，着了一双红色云头缎鞋，“步履如飞”，这时他的儿子王无功年纪也五十多了，跟在后面，着实赶他不上。）他住了一晌，便回原籍，就有电报“劝进”，可惜电文我忘记了。（他的动进，据说是杨度替袁世凯干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