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是清朝翰林，他也是少年有名，诗文都还不错，尤其金石版本，校勘的学问，是他专长。他在江苏算是前辈了，他的“劝进”据说是“袁头”（袁世凯时候的银币）三千的功效。

　　此外各省的绅士“闻风而起”，袁世凯自然“不亦乐乎”。那时，各省武官最大的是督办军务，文官最大的是巡按使，头号汉奸王揖唐，名叫一个赓字，袁世凯因为他办统一党，替他拉拢了很多“攀龙附凤”的人，就叫他做奉天巡按使，他就第一个在公文上称“臣王赓谨奏”了。还有一个巡按使（屈映光），不但他自已称臣，还管别人称臣，值得这辈被他代称臣的“敢怒而不敢言’，尴尬得很。此外我为存些厚道，恕不尽说。

　　袁世凯看得“人心归往”，便先把副总统黎元洪封做“武义亲王”（他先和黎元洪攀亲），督办广东军务龙济光封了什么“郡王”，海军总长刘冠雄封了什么“公”，此外“侯”“伯”“子”“男”，不消尽说。只有徐世昌、张骞、李经羲、赵尔巽四个，他很难对付。他却想出一个办法，请他们合拍了一张照相，题上“嵩山四友”四个字，还下了一道褒扬令。可是张骞还替他改过文章呢，所以有人仿“月令”题了一句“是月也师化为友”。

　　那时督办安徽军务倪嗣冲要夺头功，特地绣了一件黄袍，亲送到京（这件黄袍，仍就由倪嗣冲带回，他因为袁世凯不识相，使一迳送了谭叫天的徒弟唱老生的刘鸿声），请袁世凯就登龙位；袁世凯还要看看风色，想在五年“元旦”才称皇帝，不想经界局总裁蔡锷一溜烟逃出北京，迳往云南，袁世凯终究有点虚心，不敢放胆胡来。

　　蔡锷原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革命党，这时，梁启超和袁世凯分手了，而且还反对他做皇帝。袁世凯对蔡锷分外注意，在经界局和他的住宅左右，都分布了警察和特务。蔡锷却照常办公，到晚却溜入八大胡同（北京妓女聚集的地方，什么石头胡同等等），“沈湎酒色”，结识了一个漂亮妓女，“乐不思蜀”。早有特务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对他才放些心。但是蔡锷趁他防备略松，离了北京，到了天津，就和梁启超商议倒袁。他就在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起义讨道了。

　　那时，天津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位陈先生，名叫敬弟，刘宇叔通，他是清末翰林，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副总统督办江苏军务冯国璋请他做副总统的顾问。他有一个朋友叫胡嗣瑗，也是前清翰林（后来傅仪复辟，他做起内阁里什么不大不小的官了），正做冯国籍的秘书长。他拿顾问的资格要了几张“印电”纸（机关里发电报的纸，预先盖好机关长官的官印），到了上海，便发电给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广西陆荣廷，贵州刘显世，四川陈宦，都以为冯国璋在暗里主持着的，就一齐响应了。袁世凯听到蔡锷起兵讨他，已经慌了，加上他的“心腹之臣”陈宦，也参加了义军，这一急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