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这样的生活里，自然痛苦极了。当他第一次被软禁在南下洼龙泉寺的时候，已经绝过一次食，我和黄节先生都写信给袁世凯的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请他向袁世凯说话，恢复他的自由，才由龙泉寺迁移过来，这时他又来这一套了。他绝食的第二日，我才得了信息，一清早由西南城赶到东北城，进了他的卧房，三条棉被裹了他的身体睡着。这是冬天不消说了，北方大家小户，都生火了，他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可是连一个白炉子也没有，因为他防袁世凯又用煤气熏死他。因此，我连一件敝裘大衣，也不敢脱，只是身上感觉沉重，两只脚几乎没感觉了，只好在他房里不停的兜圈子，一面走，一面向他种种譬解。他是九流三教无所不通的，寻常言语，休想打动他，幸而我还有几套，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谈到理学，他倒感觉兴趣，原来他对这门，以往还缺少深刻的研究，这时他正在用功，所以谈上劲了。但是说到本题——劝他复食，他就另来一套。他说：“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这是《吕氏春秋》里话，他用来说明他绝食的理由，我又用别种话支吾了他，一直说到下午八时，他的精神倒越兴奋了，我的肚子里却咕噜咕噜地叫了。我看准了他不至于坚持了，便告诉他我受不住了，要他陪我吃点东西，他居然答应了。我便做起主人来，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进来。好在他本来有侦探的职务的，一晌在房门外伺候着，这天他们这些特务个个心惊肉跳，为了要担责任哩，所以我刚开口，门帘就打起来了。我吩咐他做两碗鸡子儿来，因为饭是赶不及办了，也防章先生饿的时候多了怕不方便。一忽儿两碗鸡子儿搞到他床边，我先递一碗给他，他一口一个，不消一分时便落肚了。我再递那一碗预备我吃的给他，他也不推辞，照样落肚了。我算完了今日的任务，便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给他洗面，又吩咐他们好好伺候，就离开了他。走近大门，那几位特务都排着向我恭恭敬敬地说一声谢谢。有一位徐一士先生根据钱玄同先生的说话，记这件事，实在有点不对。我也不用多辩，只把我身经的情形写在这里。

　　此后我更不断地去安慰他，并且去访一位吴炳湘的老乡、参政院参政、桐城派古文名家马其昶先生，想他能够和吴炳湘说几句话，却好马先生正要把他的著作《毛诗考》，托我请章先生批评，我就给他介绍和章先生见面，以后他的“门禁”果然松了许多。

　　这年寒假将近，我和汤尔和、邵裴子都不愿在袁皇帝“辇毂之下”混事，赶在他“登极”以前，我辞了北大和医专的教员，汤尔和辞了医专校长，邵裴子辞了财政部的主事，都离了北京。那时北京和上海的某报把我们辞职离京，当做特别的事情登了出来，我们本来都是光蛋，无乡可归，这样一来，只好借光上海的租界了。我住在卡德路祥福里，恰巧对门往的是我的破蒙老师王解元的姊夫杨霞丞先生（杨先生在辛亥年做云南提法使；云南光复的前一日，总督李经羲叫他进衙门去，对他说：“吾辈在位，事急惟有一死。”一忽儿李夫人着人把李经羲叫了进去，好久不出来，后来听差的出来说：“请杨大人回去吧，我家大人出城去了。”杨先生回到自己的衙门，家口已不知去向，这是杨先生亲口告诉的），因此，晓得王老师也在上海，还住在相近的善昌里，二十多年不见的师生竟得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