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生活没法维持了，应德闳先生送我三百元早用完了，我把明初板《洪武正韵》一部，谭献过校的《意林》一部和别一部记不起名的托朋友向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卖了十六块“大洋”，也不够付一个月房钱。幸而天气向暖，把在北方必需的几件皮衣，一股儿连箱子交进当铺，得了八十多块钱。终究不是“持久之道”，总算命一不该绝，浙江独立了，莫永贞先生做了财政厅长，龚宝铨把我介绍给他，莫先生马上把我“经师人师”的恭维一番，请我屈就他的秘书，其实我正不得了呢！

　　我因此便搬家回到杭州，住在饮马井巷一所古旧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经太平天国的军人住过，楼上房门上还有他们写的什么囗大人囗大人奉命囗囗在此住囗夜字样和秧歌式的小调（并无正确的革命观念），可惜我不曾把它摄个影下来，但是值得记念的吧！天国军队走了，头一个住这所房子的是刻榆园丛书的许益斋先生，他的名是一个增字，别字迈孙。他是一个有名的幕僚，欢喜藏书，校书，还喜刻书，词也填得不错。这位先生在杭州声名不大好，他抽大烟，也喜打牌，他有六七个姨太太，但是他的姨太太可以来去自由，他的人生观，真做到一个达字，所以一般人都毁他，只有一位“言行不苟”而且为清末有名“循吏”的陈豪先生（陈效第先生的父亲）却和他做朋友，还要好。清末一位达官兼文学家的樊增祥，来到杭州，特地去拜访他，说他是“晋宋间人”。这也算这间房子的历史。

　　这年九月，莫先生要到北京参加财政会议，他问我高兴去北京逛逛？我做他的秘书，自然不能说不高兴，而且我也很恋爱北京，就比他先到了北京，和他同住在白庙胡门的大同公寓。可是整一个月没有见面，我还是逛琉璃厂、跑医专，找汤尔和谈天，那时他和邵裴子都复员了。一天，我的那位陈老师，说起国公里许多浙江同乡（陈老师这时做众议院议员），想叫蔡鹤卿（蔡元培的别字后来改做子民）回来做浙江省长（这时蔡先生在德国），打了电报去，他回电说，回来是可以的，但不愿做官。我就和汤尔和说，北京大学的校长胡仁源有点做不下去，何妨把蔡先生请回来替代他。汤尔和说，这是很好的，但是蔡先生不是办事之才，你可以帮助他？我说，人家恭恭敬敬把我请得去，完全不拿“僚属”看待我，我现在怎样可以就说辞职？但是我有办法，我们只须把北大内部布置好了，就不使蔡先生为难，以后更无问题了。我想找陈仲甫（就是陈独秀）来做文学院长，是很适当的，理学院长让夏元担任，声望够的（他是夏曾佑先生的儿子，德国留学生，本是北大的教授，研究相对论），法学院长仍旧不动吧，另外请沈尹默在实际上帮忙。汤尔和连声说好。第二日，他就去和教育总长范源廉说了，范先生正找不到北大校长，开心得了不得，一面打电报请蔡先生回来，一面便向总统黎元洪说明，自然绝无问题的发表了。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觉得老是闲逛，兴趣索然，便留了一封信给莫先生，径回杭州。刚过阴历的年，忽然来了两位远客，就是廖容兄弟，他们倒地便拜，我们聚了寒暄，谈了一番讨袁的经过，他们便告辞，仍旧往北京读书去了。我也得了蔡先生电报，叫我回北大担任教授，我才向莫先生请假，先到北京看上一看，后来终于辞去浙江财政厅秘书任北大教授了。

　　廖容兄弟晓得我又到北京，仍不断地来和我谈，谈的也更深了。廖容以为看中国情形，仍须有从草莽起来的，才可平定，因此想出居庸关走沙漠，结纳马贼，树成势力。但是关外没有满洲、蒙古有力的人介绍，不很方便。他们就靠着他们的叔父和前清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是要好朋友，这时梁鼎芬是宗社党的领袖，他们便由梁鼎芬交结了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张勋复辟运动，他们事前晓得了，来告诉我，请我早早避开。我正要趁暑假回南，果然我离开北京，东华门的事情就发作了。他们得升允的介绍，到满洲蒙古各处王公那里，一度和白俄谢米诺夫也有往来，所以他们到处毫无阻拦，有时仍入关来，必来拜我，商榷方略，廖容文秀不改，廖毅却完全象蒙古人了。我留他们吃饭，廖毅一下子八碗落肚，还说可以再吃。他们谈起和马贼决斗，有声有色，连我也把在广州长堤跑马的兴子引起来了。从十一年以后，他们竟不复来，后几年忽然在北京报纸上见到奉天破获宗社党，有廖毅的名字，已被张作霖杀了。廖容究竟怎样，到今还未晓得，但他们决不是想替满洲爱新觉罗氏复兴社稷。那是我很晓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