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它也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而且“事闻中外”，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后来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

　　我这次受伤，虽不曾流血，血却瘀积在脑上，时时发病，并且神经衰弱的旧病又发了（这因上年为教育经费问题每日开会，有一日，从午前八时起直到午后八时没有五分钟停止说话的，散会后在中央公园里吃饭，一下子跌倒了，以后就犯了这病），日夜不得睡眠，医治了几个月，还没有大好，因此请假口到杭州休息一下。不想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上年因学生施存统（就是施复亮先生）做了一篇叫《非孝》的文章，闹成一次大风潮，校长经亨颐因此离校，接替他的姜琦，是一位教育家。但是，那时一师学生自治会做了学校的主体，校长“动辄得咎’，姜琦干不下去，借要往美国的理由，坚决辞职；一师这个学校，是浙江惟一前进的，一般的人尽管有“食指动”的，却不敢去惹他，急坏了教育厅长夏敬观先生，晓得我回杭州，就托我的朋友诸宗元先生再三再回地要求我去担任，终究在有条件的底下接受了。

　　我虽则做过头二十年的教员，却不是教育家，我没有办学校的经验，我就拿北大教授治校的办法推行到一师，同时仍不去削弱学生自治会的权力，调剂了一下，算得相安无事，到得第二个学期，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和学生会代表谈话，有一位代表对我语言失礼，我觉得办教育的失了信仰，只有立刻离开学校，便提出辞职书，可是，学生会也马上推了代表来挽留，只得忍耐一下。

　　杭州教育界分成两系，一系是前进的，一系是保守的（其实是饭碗主义），保守系里有我的老师和学生。自然，我在本省早有地位，又加我在北大地位也不算差，他们晓得我不是他们的俦伴，但是，也晓得我是不容易攻击的，因此，转用柔术进攻，就是从各方面来拉拢，可是，我有我做人的一套法宝，就是“独立而不倚”，他们也没办法，不过他们背着一个教育会，甚至还有一个省议会，都可以替他们出场的、支撑的，我不免有单枪独马的顾虑，我倚靠的只有自己的队伍——学生了。

　　一师的校舍建筑在前清光绪末年，大概是工料的关系，到了这时，屋顶损坏，有坍塌的危险。前任校长提出修理案，省议会总不给他通过，我觉得我怎样担得起这个责任？将来有点问题，就给人们一个攻击的题目，我先招待省议员茶会，希望他们明了情形，给予通过修理案，可是，只到了三个议员，一个是沈玄庐（就是沈剑侯），我晓得他们不来的意思了，我只得用点小手法先得了财政厅应急费三千元，后来还在省议会里正式通过。这件事情给学生晓得我对学校前途还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浙江的教育需要改革，要打开这个环境，不是一个中等学校校长的我容易办到的，不过我决定想做一番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