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究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各公私立大学中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每日的演讲会，座谈会，弄得我兜不过来，经过十几天，只好“敬谢不敏”，实在累得病了。

　　在病榻上，有人来告诉我：“评议会议决，许你请假一年。”我说：“我援评议会议决教授请假规程，教授满五年可以休息半年，得支全薪，休息一年，得支半薪，我到暑假，已满五年，我为生活关系，请假半年，怎样会给我一年呢？优待我？怕你听错了。”他又打听了一下，再来告诉我；“没有错，问过出席会议的某系主任，他说：胡适之先生拿出一张字条，说；‘马先生请假一年’，就通过了。”我再请人打听一下，果然不错，我就提出了质问，蒋校长没法答复，只说；“仍送一年的薪水好了。”我说：“不行，决没有我请半年假，反而给我一年的，除非有理由。”这样一来，自然逼得我提出辞职书了。原来，他们给我一年的意思，是想叫我离开北大，因为北大的教授，还是每年送一次聘书的，如果我请假半年，假满仍就回校，因我和北大的历史关系，不容易不继续聘我的。

　　我提出了辞职书，就有一个听我课的女生（万仲寅）来说：“女同学已决议向学校当局质问，必须挽留先生。”我说；“谢谢你们，不必，我向来‘言出事随’，挽留也不留的。”接着，男生方面也来请我绝对不可辞职，各校学生会也来请我“打销辞意”，我都谢了他们：“不要把我这件事，弄得这样严重。胡先生呢，许有不满意我的地方；（注２）蒋先生和我有交情，我不愿叫他为难。”

　　蒋校长派秘书长退回我的辞职书，我不受，他自己来了，“道歉”一番；谈到适之，他也承认对我有不满，不过为着要我加增教课，我不答应；原来这时定了一个新例，教授每周至少担任八小时；我呢，只担任五小时，教的只有两门科目；但是历来已久了；从“六三”受伤后，身体总未复原，所以学校也优待不计；蒋校长提了这话，我就回答他说；“别人不提，你是从‘五四’来都晓得的，我替学校出过多少力，蔡先生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北大赖我给他维持住的话（这封信为着保存师友们的手迹一直存着，日军侵犯杭州，有人把我的箱箧都打开了，我现在还不曾回去过杭州，不晓得遗失了没有？），我对你也帮助得不少（当然是为公的），我的身体，还未大好，难道不可以原谅些？”他只是把聘书再三地留下而去，我也终究退还了聘书，就回杭州。

　　这年秋末，我逛了一次四川。我怎样会有“雅兴”和“资斧”，去逛四川？原来，四川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川人治川”，虽然他的内部也不够和好，但是对外还能团结，所以蒋介石用了很大力量，才把他的军队和平地进入四川。当然，这对四川的老军阀是一种压迫。当时赞办四川军务的是刘湘，刘湘在四川军阀中说起来，比较是好一些的，可是他也不能例外，要保持他的地位，抵抗蒋介石的压迫。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是反蒋的很好资料。这时，我们抗日救国阵营方面，自然也该利用这种机会；国民党三民主义联合会的王昆仑曾偷偷地去过成都，见过刘湘。这时，刘湘的财政厅长刘航琛因公到京（南京），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和王昆仑是同学。王昆仑是反蒋的；这时，他和许宝驹、周一志、郭春涛等有一个小组织，正在做反蒋抗日的工作；因此，他就和刘航琛密商一番，要想说动刘湘，联络各方来扩大反蒋抗日的力量，逼使蒋介石对日抗战。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号召全国抗日，我们就作了决定，要人到四川去，因为我是年辈较长并且在社会上也较有地位，他们就要我向四川走一趟。

　　十月十一日，我离开了我的衰老多病的母亲，从杭州起身，经过南京，绕到北京（那时北京叫做北平），和许德珩等商洽一番，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和许德珩、杨秀峰，邢西萍、张申府、程希孟等也有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运动的目标的，所以，我在南京和王昆仑讨论未来政治路线的时候，我探王昆仑的意见，他爽快地答复我是“红”的，我才决意走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