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津浦路车上同行的是一位桐城人，姓尹名寿松号秀峰，他在清末就担任奉天交涉使衙门的工作，后来又帮张作霖办外交，这时，他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办事。他告诉我许多外交上的情形，还告诉我“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经过，他就是管这件事的。我要求他把协定抄给我一份。我到北京的第二日，就去访他，他就给了我一份“何梅协定”。看了真叫我“怒发冲冠”，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里面把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指出来，要他解散（自然是指就地的），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后来，我把这份协定抄本送给了刘湘。

　　我这次到四川，是用游览的名义，我的朋友、学生四川人也不少，所以公开地和他们酬酢往来，还由他们导游了成都的名胜，和新都的杨升庵祠堂、宝光寺，又去灌县看了离堆。在成都的时候，学校电台请我说话，我借此做了抗日的宣传。可是，遭到一个困难，就是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也请我去演讲，这是蒋介石的重要机关，而且是军事机关，不去不好，自然答应去，去了又怎样讲话？考虑了一番，我决定了给他们讲三点：一，军人自身就是民众。二，军人是民众里一部分分工做保护全国民众而研究学习保护技术的。三，武力是民众的，须保护民众。总结到国难严重，民族临危，希望他们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这次听众是全校的学生，据说有四千多人，总算没出什么乱子。

　　我在成都不过和刘湘谈了两次。因为他犯了严重的胃病才好起来，出来见客还要人扶着他走；而我和他毕竟“素昧平生”，自然不好一下子说得深切。他在谈话中还露出许多顾虑。对他们这样的人说话，要了解他们的地位、环境、企图，因势利导才会有效。这当然是须要日子长久，还得见面多。所以，我只能把大势和他本身的利害方面开说一下，他想把我留下帮他的忙，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老母正在病中，所以答应给他找一个帮助他的人，我就仍回北京。可是，我病了，在医院里由许德珩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方面有人要来看我，约的时间是第二日的下午四时，为的是要我到西安去，我准时候着他来，却没有来。等过了时，我出去了，到晚饭回院，工友报告我：‘有一个人来看你，也不留名片就去了”，不晓得是否就是中国共产党朋友。就在这几天内，我得到我的老母病重的电报，急急回了杭州。才晓得我的老母因为受寒而得了肺炎，但已好转；到了十二月十二日消息传来，蒋介石在西安为张学良扣留。十六日晨，得许宝驹电报，叫我去南京，我晓得一定为了西安事情关系很大，要我去商应变的办法。我因为母亲病情好转，暂时离开两日，尚不要紧，便告别母亲，当晚起程。到南京后方知朋友们仍希望我走一趟四川，因蒋介石集团想进兵西安，就在二十一日晨乘飞机入川。二十二日和刘湘的参谋长傅真吾谈了一回，二十三日访问刘湘，知道他已有四项主张的通电发出了。二十五日午前即得蒋介石已被释放的消息，那末我就没什么要事须再留川，可是，我们已把郭春涛介绍给刘湘做顾问，郭春涛有电相告他来的日子，因此，等他到了，又和刘湘一谈把春涛留下，我就回北京。却又得了我母亲病危的电报，急忙回杭。”这时已是二十六年的一月了，不幸的我，竟在这月的二十六日，失去了慈爱的母亲。

　　我失掉了母亲，又感到家国的环境，都使我的心上好象裂了一个创口，除了一个悲字以外，再写不出什么；急急地把母亲安葬好了，想学“云游僧”了；但是，我不但痛恨一辈酒肉和尚，还对什么高僧，都不敬重；因为他们拿“法施”二个字遮盖了他们分利的劣行；假使他们真正本着大乘佛法，应该个个和尚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所以就是我的朋友象弘一法师，都认他为只是一个自了汉，他的影响，也不过多几个自了汉，这种自了汉，还比不上一个终身服务田地上的农人，反过来，他们却靠农人来养活，否则他们也不能自了。所以我和还有几位朋友象夏丐尊、许炳堃先生的，常常辩论，他们都只好说：“一个人总是要个信仰才有安顿。”（夏先生的话）或者“我的确信仰西方有乐土，临终会有佛来接引了。”（许先生的话）只算我的“法力”敌不过他们，然而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把“分别我执”破除，“终身学道”，只是被“小我”在耍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