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的事情，我算是西山派党部的参谋长。这日也有头两万人浩浩荡荡地直趋执政府，呐喊的声音，一里外都可以听到，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得很多，段祺瑞调了卫队警察想镇压我们，群众又围住了他们，互相争持了几个钟头，群众不散，段祺瑞的卫队开枪了，被伤害了十七个（这系凭我的记忆，怕还不止这几个），又遭驱逐，群众才退。这件事情，两个党部虽则对立，也各自计划，但行动上都要争先，后来因为西山派方面没有受伤害的，有说西山派不过出来敷衍敷衍的，这是冤枉了他。

　　十九日我便写了一个辞职呈文，痛快地教训了段祺瑞一顿，我也被通缉了；因此，又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吴敬恒、李毓瀛、蒋梦麟、朱家骅、易培基也都住在法国医院或六园饭店。以后张宗昌进北京，杀了《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比邵飘萍先被杀的是《社会日报》总主笔林獬，他别字少泉，在报上的笔名就叫白水，他在袁世凯时代就办报，被袁世凯每月送三千块大洋封了口，一时“起居”阔绰起来，他倒并不自欺，公开地对人说；“我变了金人儿了。”）黑暗光临北京文化界教育界的头上了，随后吴佩孚、张作霖都到北京，他们大有桃园结义的气概，拜了把子；北京因此更加恐慌，我才“易服”（我除了做官不曾穿过西装，这次却换了西装，扮了商人模样）混出北京，直回杭州。

　　这是十五年的夏天，这时浙江省长夏超是我的朋友，在我做浙江教育厅长时候，他是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他很不满意外省人统治浙江，所以愿意我留在浙江，可是，我一忽儿也离开了；这次我回杭州，就先托黄人望劝他参加革命，他正对孙传芳和他的部下、督办浙江军务卢香亭不满意，因此，被我说动了，就请我代表到广州和国民政府接洽，大概是中秋边的事情。

　　当我还没有离北京的时候，我觉得革命的力量，还是需要集中，不当分散，曾经和几位青年（西山派）表示我的意见，这样孤立而不能发展，是违背了革命的“宗旨”；回南以后我又和一位青年说了，希望他们赶紧加入军事工作，他们果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联名登报声明脱离西山派（王昆仑、许宝驹等都是这时退出西山派的）；等我代表夏超到广州，他们已经有七八成都担任着革命工作了。我在广州和中央党部主席张人杰先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先生接洽妥当，委任夏超做“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事宜”，回到杭州，交代清楚；我晓得夏先生的决断力比较是弱的，而且他只有保安队和警察两部分力量，不免增加了他的迟疑，我就冷静地等他一下，到了蒋介石统率的中路军已和孙传芳在江西正面接触，孙传芳集中了他的兵力来对付，我就请黄人望许宝驹两位去催促他发动接应，他和他的十兄弟团商量一回，大家因为浙军周凤歧一师被孙传芳调赴前线，恐防有碍，周凤歧也是十兄弟团的一个，不能不顾；当然，这个消息会立刻传到周凤歧那里的，周凤歧就瞒了孙传芳，把他的部队向浙江撤回，这也是周、夏的斗争。夏先生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找我决定宣布独立。那时，卢香亭部下两旅也开赴上海了，省里都是夏先生的部下，我请他立刻出兵开赴淞江，防御卢部过来，他办事不够密不够快，一则，不曾把在省的卢香亭部属扣留起来，致被泄漏了消息，军事策略并未“谋定而后动”，临时布置，他和他的部属都没有军事经验，军事的技术也差，再加保安队的训练也不够，而且他在平时为了避免卢香亭的注意，运输军火甚至训练军队，都是不能完全公开的；所以“仓卒之间”，不能立刻动员，及出发后还未到达枫泾，卢部孟昭月旅已快到枫泾，只得拆断三十八号大桥为抵御。这从军事上说，已失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