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就部署省政机关，除夏先生兼理民政已有“明文”外，仿广东例子，设建设、教育、财政、司法等厅，和夏先失商定了一张名单，现在只记得朱家骅长教育，我长建设。这日，因我在广州，由张人杰先生面嘱，请夏先生拨十万元付上海钮永建先生，这时，钮先生是驻上海，和各方接洽且筹划军事的，夏先生开了一张支票，由我找励乃骥先生立刻由早车带走，幸而车已通过。不曾出事。这日下午，我和蒋梦麟渡钱塘江，到绍兴，宿了一晚，第二日走宁波，由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找钮先生想法补救，但是钮先生一下子也没办法。这日，晓得夏先生的队伍已折回嘉兴，卢部孟昭月和段ＸＸ两族都过枫径，大事已去，因夏部的战斗力太缺乏。杭州仍就被卢部占据了，孙传芳命令“通缉”我和黄人望、许宝驹、王强四个，我的名字“忝居第一”。

　　我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蒲石路渔阳里里面的昌馀里；仍想更先生能够从上江（钱塘江上游）设法再振旗鼓”，一面请黄人望先生到九江去报告蒋介石，一面派了一位朋友到桐庐一带打听，没有确实消息；许多传说，也没法证明；后来听到他已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园，托人转托姬觉弥的同乡一位马姓的去打听，并不绝对否认；但是，这是上海滩的买卖行为，到底夏先生早在杭州被孟昭月枪毙了。

　　据相当可靠的消息，夏先生的确想往上江走的，因为他的部队在上江的还不少；但是，他不知怎样，忽然回头从江干翻山过岭，到了西湖南岸，跟到他的是他的一位部下。他们每人腰上缠了几千元纸币，他自己胸前还挂了一尊西藏的护身佛，听说是班禅喇嘛送给他的；他们在黄昏时候，想往西湖北岸花坞地方去，不想遇到了哨兵，他的那位部下走在前头，相隔有百来步路，先遭哨兵喝住，问他：“你是不是夏超？”他只做了个姿势，哨兵便放了他，去向后面的人拦阻，原来正是夏先生。夏先生被捕，解到司令部，验明不错，孟昭月问他些话，夏先生只说：“你要枪毙就枪毙，没有话说。”这个消息，似有漏洞，但是聪明人去看他，可能是这样的，总之，夏先生是被捕而死了。

　　这年年边，我得到蒋介石的任命状，任命我做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委员除了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党员两位外，还有褚辅成、蔡元培、查良钊、魏炯、沈钧儒、朱少卿（还有别人，记不得了），主席是张人杰，代理主席是褚先生。那时，浙江省城仍就入了孙传芳手里，所以我们从上海到郭县（宁波）去就职（我在这时，把二十多年的长须剃去，为预备“亡命”）其实宁波也没有正式被收复，不过没有孙传芳的军队，只有浙江第二师的旅长石锋（和我是养正书塾的同学）在那里。我们当夜得了段ＸＸ旅往宁波开来的消息，就在魏炯先生家里宿了一夜，第二日大早，分头各奔前程。

　　我和蔡先生同了三位青年朋友：一位是姜绍谟，一位是励乃骥，一位是戴应观从上海来的；这日，就请戴先生回上海报告我们的家庭，姜励两先生作伴同行，乘小火轮到象山县城宿一宵，晓得段旅已到宁波，我们又乘过山篮轿到东乡励先生家里，住了六七日，有象山县县知事要来拜访，虽则他并没有“恶意”，我们却有“戒心”，一伙儿又投黄公岙励先生的同学史文若先生家里，住上几天，风声还是不好，又投奔石埔励先生的妹夫纪先生家里，纪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孝子，又是慈善家，他在石埔是独一无二受尊敬的，石埔又是一个大镇，比较东乡，黄公岙局面开阔得多，我们倒象“隐居阓”，不过久住总会泄漏消息，因此，雇了两只帆船，乘夜上船（这时多了一位励先生的同学王永祥先生同行了），我和蔡先生坐了一只，姜先生等三位坐了一只，我虽则“曾经沧海”，但是都乘轮船的，帆船漂海是第一次，白天倒也平常，夜里遇到风浪，听他们一辈船家转柁时呼叫的声音，和船身的倾斜起伏，倒觉得有点骨悚。我和蔡先生都是睡着起“腹稿”做诗，消磨了两天已到福州。

　　这时，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已破了督办福建军务周荫人的兵，收复了福建；何总指挥还驻在福州，他的参谋长蒋伯诚是我的学生，快二十年不见了，北大的一位同学袁世斌正做政治部主任，正是“他乡遇故知”，而况在革命发展胜利的时候，自然都有不可形容的高兴。等到何总指挥离开福州，向浙江进发的第二日，我们也离福州往厦门；可是，我们一个同伴姜先生，却被任了指挥部参议，随军前进；原来姜先生是浙江江山人，这次入浙江的军队，正须经过他的家门，所以要他去做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