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厦门青年会住了一晌，中间又去厦门对岸的鼓浪屿，逛了几个大资本家的花园（一个是中南银行老板黄奕住的花园），他们这些花园，简直是“官山府海’，有一家花园，原是明末延平王郑成功的水操台，这还不阔？我们又到泉州登了一座什么山，逛了开元寺，游了万安桥（小说里蔡状元造洛阳桥，就是这桥），万安桥跨两县的境界，活象长虹卧海，那种厚大的石料和建筑的工程着实可惊。又到漳州，逛了一逛山水，过一顶桥，是用二三丈长五六尺方的石头造成的（万安桥的石料没有这样长大），我不晓得当时没有起重机，是怎样搬运的。在漳州遇到一个县长，原来是我的朋友虞廷先生的儿子，虞先生（宇冷甫，浙江浦江县人）是章炳麟先生倡造的光复会会员，军界的前辈，辛亥年被一位也是我的朋友叫盛碧潭的为着政治关系暗杀了（国民党和光复会的斗争也是陈其美和陶成章的斗争）；后来这位“少君”替他的父亲报仇，杀了盛碧潭“自首”，国民政府不追究他，这时，做了县长，我很感伤了一番。

　　我们再逛了集美学校，回到厦门，计算何总指挥早进浙江，起了“归与”的念头，集美学校校长叶采真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就用他的捕鱼轮船送我们先到温州（永嘉），晓得何总指挥部下一位军长曹万顺在城内，我们和他是在福州会了又会的，就连夜进城去和他谈了一回，晓得何总指挥已到杭州，第二月就向宁波而进；到了宁波，满眼革命气象了，袁世斌先生正在宁波，水上警察厅长陈其蔚先生也是我的朋友，又是一团高兴。

　　在宁波晓得褚辅成先生等已到省城，正在预备政务委员会重新开幕，我们又急急向杭州进发，路过绍兴，绍兴各界招待周到，我们什么都不须问，我又想到去年和蒋梦麟先生经过这里的情况，好象换了世界。到了杭州，住在青年里蔡先生的弟弟前任杭州中国银行经理蔡元康先生的宅子里（元康这时已过世了），以后就出席委员会了。

　　从福州到泉州、漳州、厦门、宁波随地都要演说，总是阐扬革命主义，唤起群众，最可纪念的，在福州陪何总指挥阅了一次兵。

　　政务委员中，褚先生是兼民政科的，查先生兼建设科，朱先生兼教育科，我和蔡先生等都是“散员”，这时委员中又有庄崧甫、王廷扬两位先生，都是浙江的“名宿”，蔡先生还称王先生做“年伯”呢。

　　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委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我们却担任一件工作，就是各方推荐县长，审查“履历”：共产党两位委员对于审查报告，除了一部分不能否认他合格的外，总说某人是土豪，某人是劣绅，当然，我们也不认识得许多，我们也痛恶土豪劣绅，但是有一个方某，他是北大毕业生，五四运动学生会中老当主席的，担任浙江第七中学校长也好几年了，论他的资格“毫无疑问的”；可是，提了出来，一位共产党委员说他是土豪劣绅，就把他的履历扔过去了，王廷扬先生是他的母舅，正坐在这位委员的对面，他却“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极了，难道方某真是土豪劣绅？他的母舅既不说话，蔡先生和我自然无从插嘴。

　　这时浙江，还有一个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是张人杰，我和宣中华、庄崧甫、蒋梦麟都是委员。

　　光阴象箭那样地去了，东路军指挥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早占了上海，何总指挥也向南京进发，蒋介石也有到上海的消息了；凑巧，在三月底边的一天，我和邵元冲、蒋梦麟在大街上碰到一个队伍，后面一串的藤轿，最后又是队伍，邵元冲一眼瞟着一乘轿里躺着一位很象张人杰先生的，后来一打听，果然是他，住在新新旅社，当晚我们就去看他，张先生住了几天，就约蔡先生和我们同到上海；这天，沪杭铁路经破坏后刚刚通车，车子还是到处遇险，我们坐的还是一辆货车，搁了几张椅子，到了龙华，就在白总指挥司令部耽搁了一天；大概，第二三日，蒋介石就到上海，住在枫林桥上海镇守使署，张先生邀我们一同到那里，也就一同住着，还有吴敬恒、李煜瀛两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也都由白总指挥那里同来的，也一同住着；我和蒋梦麟和中央党部没有关系，邵元冲是中央委员，常常想打听消息：但是四老（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是另住一院的，司令部出入是不得自由的，我们虽有“派司”，总是自己小心不随便走的。一天，蒋介石约了四老在我们卧室间壁一间屋里（蒋介石常在这里会客）谈话，邵元冲撞了进去，立刻被撵出来；又一天，胡汉民先生来访蒋介石，也在这屋子里，我有事要绕这屋子过，看见他们主客必恭必敬地坐着。这间屋子和我们卧室，实在只隔一扇门帘，我们也没听他们多说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