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七日（或六日）下午，说开中央监察委员会了，也就在上面说的这间屋里，我们进去看看，桌上有一张油印品，好象学校里的讲义，邵元冲拿来一看，便说：“这象是我寄给总司令的，上面还有我写的话，已裁去了。”我们仍就退了出来，一忽儿，张先生叫人请我进去，说委员会秘书都不在这里，请我“权充”一下，我当然只得担任下来：这天，就决定了“清党”，根据的是蒋介石提出的那张油印品，连同一张油印的名单。傍晚消息恐怕要有事变，就是共产党要占上海，到了晚八九点，又得消息，没有问题了，已由帮里朋友出来维持了！我们不过听听，安慰安慰自己。

　　第二日，四老和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三日或第四日，张先生找我和蒋梦麟回杭州主持政治分会，加上一个陈其采，主持政务委员会：这时，杭州的军事机关，也执行“清党”命令了，共产党自然逃避，褚辅成、沈钧儒两位不晓得为什么也被扣了。我们回到杭州，委员会已成星散的样子，我们布置了一个新局面，过后便正式成立了浙江省政府，仍是张先生主席，我兼任民政厅长，周凤歧军事厅长（周凤歧在抗战时在上海亚尔培路被暗杀），阮性存司法厅长，陈其采财政厅长，蒋梦麟教育厅长，程振钧建设厅长，陈训政、蒋尊簋、黄人望、马寅初等都是委员，邵元冲委员兼秘书长。

　　我向来做事，只望前进的，很想把浙江的“吏治”和风俗、“民食”等等计划改革一下，叫厅里的职员草拟了许多计划以外，还请朋友帮忙，想逐渐实现出来，尽我力量的可能，先从“吏治”人手，我对县长警察所长等人才很为注意；但是，和人民最接近的是警察。中国的警察，从来就是糟糕得厉害，警察所长和“警佐”介绍来登记的却特别多，我定期和他们说话，看了真是头痛，有些样子竟象清朝的“佐贰杂职”，看来除了能够伺候长官以外，对于人民会发生些什么？有一个通病，就是不说话，不能说？不必说？不敢说？大概还是不敢说吧。向来政府里只有长官说话的，他们大概是遵守这个原则吧。

　　人民告状的非常的多，告警察的就不少，这也可以晓得向来警察的成绩了；钻谋警察所长和“警佐”的非常的多，托我的朋友写介绍信来以外，也理金顺泉的弟弟金ＸＸ包办丝茧捐，找孔凤春香粉店的老板孔继庸出面担任丝茧委员；这种事情，每年照例的公事，作弊赚钱，也是公开的秘密，不想在萧山正是省党部“主委”沈玄庐宅子相近的地方，被踏着了，沈先生就叫那元冲蒋梦麟报告了张主席，立刻命令省会公安局长章烈把金顺泉弟兄两个都扣起来；金顺泉当然优待些，留住在公安局；各银行首脑大商家的领袖都在商会会长王竹斋家里开会，因为是革命的廉洁政府，不敢向政府说话，尤其是公安局归民政厅管的，我的难以情说，他们是领教过的；因此，大家束了手，不过说“如果政府太厉害了，我们只有大家同来对付”，银行方面尤其一致；马先生得了这个消息，着急了，特地来告诉我；可是，我满不晓得，我怪沈先生们不该这样卤莽，张先生也该和我接洽一回，我立刻往见张主席，问他有没有这件事？他说：“元冲、梦麟叫我立刻命令公安局这样办，否则要被他们逃脱了。”我说：“只对金顺泉不该这样办，因为这件事并没有拿到他有关系的凭据，现在银行商家这样的态度，闹了事，我们政府要为难了。”张先生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当然，也是我的职务范围内的事；我就把秘书长许宝驹先生请来（这时邵元冲任杭州市长，秘书长换了陈布雷，又辞职了，由许有“投吾所好”，间接直接送扇子文玩来，我除了拒绝以外，便给他摘了登记簿上的大名。有一天看到一件公事，是绍兴县柯桥镇警察分所所长——警佐ＸＸＸ“呈请辞职”，我很诧异，居然有不要做警察所长的？看了“呈文”，他老实说，“柯桥警佐每月有六百元的收入”（比厅长还多两百元），但是，他的本薪不过三十多元。但是，他做不下去，因为应付的困难；他并且声明如果不准，他也不负责任了，我就把同我去福州的那位王永祥先生找来，把这件公事给他看了，请他去担任，因为王先生是厚道人，而且他的“家景”还好，他又是法政学校毕业生，我给他说清楚：“这是委曲作的：但是，我们革命党来搞政治，就得把颜色给人民看看。”他只得应许了：他在柯桥做了三年，叫苦不了；但是，得了人民“恭送”的许多颂扬他政绩的东西。直到朱家骅先生做民政厅长的时候，苦苦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