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廉洁政府”是省政府门前的“饰物”，浙江第一次省政府委员，除了陈其采先生以外，都是从书堆里来的，我们本来“清白乃心”，而且张先生和我们约，要做点成绩，给各省做榜样，我们自然更兴奋了。一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马寅初先生来找我说：“明天恐怕要罢市了。”我诧异起来，什么话？他告诉我：为的是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先生继任，请他立刻出了一张布告，说明政府的态度，告诫人民必须安靖；同时，我把商会会长请来，嘱他明日由两家银行具保，把金顺泉保出去，这件事另外依法办理，算解决了当晚的困难；后来这件事由省政府和法院共同审讯了结。可是，革命党也有很多做官发了财的呀。

　　我自己晓得我是不会做官的，在省政府里又兼了常务委员，张主席再把他的私印交给了我，除了关于建设的计划，他感兴趣的，以外的事都由我代表了他，自然招来妒忌，尤其是省政府改组了一次，一位曾经共患难的朋友落了选，就怪着我不帮忙，就和周凤歧、ＸＸＸ、ＸＸＸ等合伙靠着中央有背景，要挤去我。（周凤歧大概为了夏超独立的事。）有一天，蒋介石忽然给张主席一个电报，大致是说我不孚众望，嘱我辞职，张主席给我看了电报，叫我“不必介怀”，又说：“这事我明白的，我今天正要往南京，我会给蒋先生说明的。”果然，也就没事。不久，蒋介石因和“桂系”诸位大将不能谅解，自动“下野”，张主席正在上海得了消息，立刻电报催我到上海，叫我给他拟个辞职电报，我也自然辞职了；果然，周凤歧做主席了，杭州报上立刻发现“马叙伦卖官得贿二十四万存在汇丰银行”；也有“扬言”。“马叙伦被打倒了。”

　　张先生离了浙江不久，做了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他忽然给我一个电报，叫我立刻到南京。我到南京的时候，国民政府的电灯，比我小时读书用的菜油灯还暗，张先生后来和交通部长王伯群争办电气事业，也是有原故的。我问张先生：“为什么事招我来？”他说：“我想请你来做秘书长，如果你来帮我，我做常务委员就有作用了。”我说：“要我来帮助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吕芯志筹做得好好的，况且他是谭先生（延闿）的人，怕不可以换吧”，张先生想了一想，对的，我仍就回了上海；不久，却发表了我做国民政府参事，我向来帮忙不帮闲的，辞了不就。到了十七年底，大学院改了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我任政务次长，这是我第三次做教育次长，也是我最后的“官阶”。

　　老实说，我离开浙江省政府以后，就“灰心仕途”，想学“信陵君醇酒妇人”，再来做教育次长，只是还捺不住一点火气，人家说我被打倒，不过说我丢了官，我就再做一次官看看；所以，这次做官真是做官了；但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我还是每日早到迟归，“案无留牍”，也办了一件改革大学制度的事情，又替蒋部长顶了二次大学潮，但是总叫人灰心的，为了国民教育问题，我们正在计划，中央党部政治会议竟把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传资的计划发到教育部叫照办，我觉得戴先生的计划要得要不得，另是一个问题，政治会议直接把他的计划，不经国民政府和行政院而直发到教育部，将来这种事情多了怎样办？又一次，国民政府秘书（陈立夫）来了一封“便函”，说：“奉主席（蒋中正）渝：着教育部发给留日学生ＸＸＸ书籍费贰百元。”蒋部长问我：“怎样办？”我说：“搁着吧，我们部里预算，都有规定的，这笔款子，数目虽小，没法支出，而况主席命秘书‘便函’叫我们部里发款，怎样能照办？就是主席正式的命令，也该由行政院转来，搁着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样的事，实在不易应付，就是做官，官兴也不佳了，又碰着我家庭的问题，就此辞职，那时“赋诗”一章，有“从此柴门不再开”一句，就是我的“誓墓文”。这是十八年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