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住了半年，北大找我回去，我想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写成了，就迟到二十年一月才去北平；但是，《疏证》并未写成；这是第四次还北大了，我又依我六年回北大的方针，只教书，不问事，连评议会当选也不应，才把《疏证》又陆续写了许多；可是“九·一八”的事情发生了，心里虽然郁闷，还按住不动，这时，我的环境也坏，就渐渐地多做诗了。

　　我做诗是没有‘师承”的，也不向古代诗人坟墓里觅他们的尸骨，不过在自己的园子里拉拉唱唱，不过写我自己要写的，从“九·一八”后一年起，每年的“九·一八”，总要胡诌一首，就把我对每年“九·一八”的意思留在纸上。到得热河也失掉了，敌人的飞机出现在北平空中，我的母亲年纪七十多了，就把老小都搬回杭州；我呢，为着生活，仍在北大教书，身体还不健康，所以感觉到一种悲凉。我的诗境也跟着悲凉。

　　直到二十四年，敌人侵略华北更露骨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人们，尤其象我一辈的人们，从前怎样慷慨激昂伴生命来革命的，自然更受不住，“声求气应”，又有了结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和院里的教员李达、陈豹隐等，北大有我和许德珩张申府尚仲衣等，都要说话了。这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长是胡适，法学院长是周炳琳（北大学生，五四运动里的一员）；校长是政府任命的，自然必须“仰承意旨”；周炳琳是国民党党员，也做过教育次长，不免是政府派（现在周先生任北大教授，他的表现十足站在民主方面了）；胡适是主张好人政府的，这时，这些好人已“登龙门”了，胡适当然也是靠政府牌头的一个，而且他是蒋校长的亲信呢，所以北大已不是当年的北大——五四运动时代的北大。为了抗日问题，一晚教授俱乐部聚餐，餐后开会，却加入了高级职员（在先许德珩先生主张不限教授，不得同意），吃饭多些人倒也有趣的；可是，开会的时候，应该不是教授就退出了，“然而不然”，我们自然不好意思竟请他们出去的。原来，当局们晓得如果讨论抗日问题，一般的看法是会通过的，因为究竟北大教授传统上的关系，主张抗日的会占多数，所以拉上高级职员来凑场子；这晚对于抗日问题，我当然是主张北大教授，应该表示态度，而且主张抗战，许先生是附议我的，尚先生也同意我们，陶希圣说了些令人不可捉摸的话（那时他是汪派），胡适便不同意我们的主张，他是相当会说话的，很宛转地说明应该让政府去主持的意思；周先生当主席，很拿主席的地位，想硬压下我们的主张，竟有越出范围，拿党的地位来说的话，我也只得不客气地和他抬了一阵杠子，这晚没有结果而散。

　　过了几日，又是照样聚餐，再讨论抗日问题，依然周先生主席；我和张黻先生开了辩论，插入一位樊际昌先生（北大教授兼总务长），酒气熏人，发了许多带“醉态”的言语，然而也不过为政府派“张目”；最后主席拿出一张字条，写着对日外交的五项主张，都是报纸上见过了许多“人云亦云”的一套，总之近乎不外“避实就虚”，周先生还宣布着:“政府有命令叫各大学校长，教授，学生各推代表入京陈述对日问题意见；蒋校长校事甚忙，不得分身，已请胡适之先生代表入京，我们教授也可以请胡先生做代表，把这些条件带了去。”我马上答复：“我们大学教授的身分，对于国事的主张，不能‘拾人牙慧’，这些条件，说的人也多了，何必我们大学教授再来重说一遍？况且胡先生既做了校长代表，校长是政府任命的，我们教授如果认为该派代表，也得另举，决不可以叫胡先生‘兼代’。”这样，又和樊先生争一阵子嘴，我就跟着说：“要这么办，我就退出吧。”尚先生还起来说话，我就退出了，后来怎样，也没听得再说。

　　我和白鹏飞先生等就约了各校的“同志”，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或者是抗战）救国会，我被推做主席，白先生做副主席；这时，上海也有了百岁老人马良先生领导的救国会，北方的朋友，戏称：“南北救国，‘惟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