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高友东时，他还在电脑前反复琢磨着他的提案。这份提案，也是近年来他一直呼吁的：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作为民进中央秘书长，他平时事务繁多。但是一提到草原，他就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之所以提这份提案，首先源自于我的草原情结。”高友东告诉记者，“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自愿到西藏工作。西藏，那可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我在那工作了16年，深深地爱上了那的草原，那的牧民。”在他的印象里，“远方的山亘古的纵横在目及之处，山坡上一片碧绿，一群群牦牛、山羊像云朵一样漂浮在上面，美极了。”高友东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由于天气寒冷，西藏的草是贴着地皮长的，牛羊都是舔着草吃，不像别的牧区那样啃草吃。“在那里，我走遍了西藏那曲、日喀则、阿里、林芝等主要牧区和半林半牧、半农半牧区。那时条件比较艰苦，交通不便，基本上都是砂石路和土路，经常一路走下来，眉毛上都是白土。但心里很高兴，想着我是在为祖国守边疆啊。”

　　“回到内地工作，我一直很想念那里同志和那里的山山水水，更放心不下草原，碰到边疆地区和牧区来人就问草原和牧民的事情，简直像着了魔一样。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草原生态保护是国家战略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仅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也关系到我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友东对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认识至深。“然而，由于自然的、人为的、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使得草原退化沙化的态势日趋加剧，其生态防护功能及经济产出功能有所下降，本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域却逐渐变成了沙尘暴等生态灾害的源头。”

　　他随口举出了一系列数据：目前，我国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近2000万亩的速度扩展。20世纪70年代，我国草原退化率为15％，80年代中期达到30％以上，目前已上升到57％左右。内蒙古草原退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18％扩大到80年代的39％，目前已达到73.5％左右。

　　“您怎么对这些数据这么熟悉？”记者问他。

　　“没别的，就是下笨功夫。”他笑着回答。

　　他的“笨功夫”下得很足。从冰封雪盖的严冬、到风沙肆虐的暮春，至衰草返绿的仲夏、瓜香果硕的金秋，他一次次来到草原深处调研，和牧民同吃同住；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调研，在民进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习实践活动”中，他将自己的联系点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他还经常向专家询问、研讨，查询资料到深夜成了家常便饭……“为草原发声，为牧民呼吁，我一点都不觉得苦。”高友东如是说。

　　他还有个研究习惯：解剖麻雀，由点及面。在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饲草料购买费等大大增加。他把牧民的生活成本进行了测算：一个羊单位在禁牧舍饲条件下饲养成本是放牧条件下的3.5倍左右；平均来看，牧民衣、食、住、行四类支出分别是农区的2.5倍、1.4倍、1.4倍和6倍。由此，他发现，“很多牧民在生产投入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政府及社会的资金支持。”

　　一次次地调研，一次次地研讨，他对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了然于胸：草原生态工程建设内容比较单一，缺乏整体性、协调性，“比如草原生态移民工程过多地关注奶牛的购进及其饲养设施的建设等，没有充分考虑市场条件、牧民技能以及转移牧民的多元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旦养殖奶牛不成功，移民的生计便陷入困境”；生态补偿力度不足，牧民增收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草原畜牧业。牧民牲畜财富少了，牧民的稳定增收也出现了下降”；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建设使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成本增大，“但很多银行不愿涉足牧区牧户，大多数牧民的借贷为私人借贷，甚至是民间高利贷”；草原牧区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草畜矛盾仍然尖锐，“比如为了解决过冬的饲草，牧民要么高价购买饲草料，要么还没有到打草季节就抢着打牧草。”

　　对此，他开出了“药方”：加大依法治草力度，尽快出台乱采滥挖草原野生药用植物等破坏草原的相关违法行为的规定；加大对草产业的支持力度，将牧草产业产值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奖惩机制；加大国家对退牧还草工程的支持力度，增加建设内容，将储草棚、青贮窖、饲草料种植、收储机械纳入补贴范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高友东说，“我对草原的关注，不是从这个提案开始，更不会从这个提案结束。我仍将持续关注、持续发声。这是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