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制定专门针对防治校园暴力的法律。”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遏制校园暴力，维护校园安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近年来，校园暴力和欺凌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一次又一次牵动社会的神经，刺痛人们的心。

　　据媒体报道，仅2015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校园暴力事件，就高达60余起。江西东乡县一名初三女生在校内遭打5记耳光被踢踹11脚;浙江庆元四名初一男生将一名小学一年级男孩关在黑屋里殴打；广东汕尾一名初中女生被十名女生扒衣服殴打并被拍裸照上传网络；江西永新一女生遭七八名初中生围殴下跪掌掴；安徽一名小学生因无钱“上供”被虐……一幕幕校园暴力触目惊心，其情节之恶劣、手段之残忍、画面之血腥，令人发怵，瞠目结舌。

　　另据统计，校园暴力事件有42.5%发生在初中生之间，32.5%发生在高中生之间，学生一般处于13至18岁之间。花季少年竟然成为施暴者，阳光青年竟然充满暴戾之气，这不由得发人深省。

　　胡卫观察认为，防治校园暴力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美国预防校园暴力中心将校园暴力定义为：“任何破坏了教育的使命、教学的气氛以及危害到校方的预防人身、财产、毒品、枪械犯罪的努力，破坏学校治安秩序的行为。”

　　“校园暴力行为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受到伤害的学生会对同学、老师、学校产生恐惧，性格、行为会发生变化，轻则出现厌学、弃学，重则出现轻生现象，可能给整个人生留下阴影，严重危害学生的身心发展以及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稳定。”胡卫认为，如何遏制校园暴力，维护校园安全，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在胡卫看来，实践证明，校园暴力多发，固然与青少年学生的成长环境、心理健康程度、个人道德修养、家庭教育方式、学校人格教育等有关。但是，其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无动于衷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长期以来，校园暴力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立法缺位，针对未成年人触犯法律的处罚力度不够。

　　胡卫进一步分析指出，从国内对校园暴力的处理方式来看，往往是高举轻落、大事化小，教育为主、惩戒偏轻。他举例说，针对江西东乡二中校园暴力事件，该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鉴于施暴者均系未成年人，会以教育为主，同时安排专人对被打学生进行了心理疏导。

　　“这种处理方式难以真正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无法遏制校园暴力的再次上演。”胡卫认为，该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打人学生、学校校长、教育行政部门官员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遏制校园暴力上升势头，必须高举法律的利剑，彰显正义的光芒”。

　　此外，胡卫表示，防治校园暴力，道德教育和法治建设缺一不可。有道德良知，青少年学生才能激发内在的自律；有法纪约束，他们才能明确自己行为的边界。一方面，学校要广泛开展杜绝校园暴力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加强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教育，培养健全人格，树立基本的罪责感和敬畏之心，让学生知敬畏、明底线、受警醒。另一方面，要从法律的源头着手，建立健全校园暴力防治法律体系。

　　基于上述现状，胡卫在提案中给出了应对建议：首先，要加快修订《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已满十六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二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负刑事责任”。也即只有实施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三是不满十四周岁，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现在随着青少年早熟，到十一二岁已经知道基本的是非对错，因此，可以考虑将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适当提前，否则实施暴力不受惩罚，容易助长“藐视法律”的心态，英国早已将10岁定为刑事责任年龄。”胡卫强调说。

　　其次，要研究制定专门针对防治校园暴力的法律。韩国针对校园暴力问题凸显，2001年启动立法，2004年出台《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该法规定设立“校园暴力对策委员会”制度，明确“教育监”在校园暴力对策方面的任务，要求学校设置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设置专职咨询教师及负责小组，规定了对暴力实施者的处理措施，包括禁止接触、胁迫、报复受害人或暴力事件的告发者；从事学校服务和社会服务；在一定期间内停止到校上课；调换班级、命令转校、责令退学，等等。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地州政府加强立法，对校园暴力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降低欺凌行为认定标准，未成年学生因欺凌行为而被送到青少年法院，父母也将一并进入司法程序；加强对欺凌行为的刑事惩罚，如后果严重且施暴者有前科，即便是未成年人涉案，也可以当作成人刑事案件审理，所有参与者都要“连坐”判罚。

　　“当前，我国学校应对校园暴力的措施单一，相关规定模糊不清，亟须运用法治思维破解这一难题，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校园安全法律体系，绝不手软，重拳整治，为治理校园暴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胡卫最后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