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应从国家发展和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健全相应的缓冲机制以应对国际油价波动带来的冲击及影响，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表示。

　　黄震说，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国家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原油和成品油消费量逐年快速增长，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供需缺口也越来越大，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至2015年已超过60%。因此，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也不断上升。

　　黄震认为，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对我国经济发展既带来了发展机遇，又产生了不利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油价的下跌无疑具有“成本红利”效应。低油价有利于我国多个行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油价走低还可以大幅降低我国原油的进口成本。因此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来看，油价下跌有助于降低我国通胀压力，提升我国国际收支能力。然而，油价下跌使得传统能源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利空影响，其中以采掘业占比较大的能源企业首当其冲。同时，使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失去经济性和竞争优势，对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产生挤出效应，尤其对正处商业化阶段的可再生能源，在配套市场环境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严重受阻。一些高耗能企业因油价下降、成本降低而丧失转型升级的动力，节能的经济效益减弱，驱动力丧失。导致我国进一步加大对石油的依赖度，不利于我国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

　　黄震表示，尽管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基本面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重大翻转，但长期看，石油市场仍然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应该主要反映石油生产的边际成本。在目前的石油生产条件下，一桶石油的边际成本应该在65美元/桶左右，这也是对许多依赖石油出口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产油国比较合适的价格。长期看，国际油价的理性范围将在65美元/桶~85美元/桶。如遇地缘政治剧变、极端气候以及特殊金融因素等情况，则不排除油价会急剧上升。高位运行的国际油价，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更加不容忽视。因此，黄震建议：

　　第一，要借势加强石油储备，把握国际油价下跌机遇，尽快完善石油的战略储备体系、提高石油储备能力，保障石油供应安全和平抑油价大幅波动的冲击。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起步较晚，尚存在相关法律不健全、储备基地选址和储备方式过于单一、吸放储政策不明等不完善因素。因此，应趁本轮低油价的时机，借鉴国际发达国家经验，制定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计划，加快建立和完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在国家储备能力一时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加紧二期战略储备工程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租用民间、社会的储油装置。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采用市场化的商业储备概念，抓住这一契机引入各方资金，吸引民间企业参与，提高石油储备能力。

　　第二，建立完善的石油金融战略体系，防范国际石油价格风险。我国在国际石油消费和生产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油价形成机制中不应只是被动的接受，而应主动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市场，最大限度地反映全社会对石油价格的预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争取在原油市场的定价话语权。因此，趁油价在相对低位的背景下，抓住油价触底窗口，适时推进原油期货的上市。我国能源企业应借鉴国际油企的经验，积极参与期货市场交易，对冲在石油贸易中的价格风险。

　　第三，加强能源自主开发和实施石油供应多元化战略。优先加强国内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备储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给率。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勘探新理论、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依靠科技进步，降低油田开发成本，提高采收率，延长稳定期。实施石油供应多元化战略，“一带一路”区域内，油气资源丰富，在全球的石油资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应加强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趁油价低位运行的时机，在全面评估沿线国家资源储量和地缘政治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加大资源的投资和并购力度，购买竞标一批新的权益油（气），分散我国境外投资风险。利用中方企业技术优势直接介入一些资源国的石油上、下游工业环节，建立相应的炼油厂、发电厂等，直接转换为能源消费产品，造福当地居民，形成长期稳定的互补合作关系，同时为我国的能源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第四，把握国际油价下跌机遇，尽快实施环境税/碳税，刺激能耗降低，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促使能源企业和消费者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燃料，不断减小对石油的依赖，缓解未来油价波动的影响。同时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加大政府财政对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支持力度，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促进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