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蒋、马、宋

　　我们几个人被打伤后，代表团的活动并未停止。二十四日下午，蒉延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由民盟代表罗隆基陪同，到南京国民大会堂出席参政会，向政府当局及各党派（中共除外）报告经过。首先由费延芳报告组织请愿经过，并出示上海五十三个正式团体盖章的册子，以证明代表团的身份。盛丕华受权发表声明：得受伤代表同意，抱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宗旨，放弃法律起诉，以便促进和平。张絅伯在会上恳求国共双方弃嫌修好，以慰人民之望，并使中国做美苏亲善的桥梁。二十五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因为代表团团长马老受伤住院，未受伤的代表团成员临时公推蒉延芳为负责人，决定走访各方面人士。二十六日上午，拜访了冯玉祥、李济深、邵力子等人。冯、李、邵在处理事件善后等方面出力颇多，代表团向他们表示深深感谢。下午，去见蒋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要求安排代表团见蒋介石。同一天，打电话给马歇尔特使，请他约个见面时间。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美国特使马歇尔会见我们代表团。我们住在医院的四个代表也扶病坐救护车前往。胡厥文已从上海来南京，参加了会见。我们代表团全体九个人，加上秘书胡子婴和两位学生代表，共十二个人，分乘三辆汽车，前往宁海路五号马歇尔公馆同他会面。马原定上午同我们会见，后因临时去见蒋介石，要举行整军方案会谈，故改为下午三时。后又改为下午五时。我们准时到达。走进客厅，才知道马正与宋子文谈话。等了几分钟，宋走，马才走进客厅同我们打招呼，又邀我们到里面一间客厅谈话。我们一坐下来，马首先表示抱歉，他说：“这两天谈判紧张，所以把会见你们的时间改了两次。”他又说：“今天从早八点到现在，都在开会，根本没有一点休息时间，连中午半小时午餐时间都在和参谋们讨论事情。”我们先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来的目的，随后把上海民众送给他的旗子和写给他的用一尺来高的信封装着的请愿信以及代表团的备忘录交给他。我们劝他力促实现中国国内和平，并告诉他，他在实现和平任务中有一张王牌，这王牌就是全中国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马歇尔讲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辩解。他还表示什么他也是左右为难，两方不讨好，食不甘味，从早到晚一刻无暇，但他一定要找出一条路，来实现中国的永久和平。他看见我负了伤，问我被打的经过。马听了我的叙述后仿佛很动容，微微摇着头说：“我太抱歉了！”马歇尔又问我：“你认识宋美龄女士吗？”我说：“一九三八年在庐山妇女座谈会上见过。”马说：“你愿意见见她吗？”我说：“可以。”阎宝航、吴耀宗和我有时都用英语讲话，马歇尔不会说汉语，但双方都比较客气。马歇尔还谈了不少中美友谊的历史，许多话我都忘了，但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对国共双方都不大感兴趣，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人民。我很想昕到第三方的意见。”他一再表示谈话内容不得向外世露。会谈原定一小时，后因所谈问题多，延长了半个多小时。六点半稍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团长为了整军方案的谈判，来见马氏，在外客厅等着，我们就告辞了。

　　二十八日上午，吴鼎昌通知代表团，蒋介石决定下午四点在官邸“接见”代表团成员蒉延芳，其他成员一概不见。蒋和蒉延芳先生算是老朋友，因此派吴鼎昌到蒉下榻的浙江兴业银行接他。这次“接见”当时全国各地报纸都登了消息，报道为“蒋主席接见上海人民代表”。哪怕只见一个团员，总算承认了我们这些人是上海人民代表，而不是“所谓代表”和“自称代表”。据蒉延芳先生后来讲，他见蒋后，首先陈述了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遍地、人民厌战的情况，以及上海各界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希望。蒉说：“再打内战、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蒋介石虚伪地表示必须避免内战、实现和平，但又颠倒黑白说：“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据说，蒋曾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后来事实证明：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并加紧布置向苏北解放区进攻。

　　二十八日下午一时许，除马老因伤重疲劳、蒉延芳先生去见蒋介石外，我们代表团其余成员全体去梅园新村十七号访问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大家，并表示：中共一向主张和平，不愿打仗。倘若政治民主有保障，军事问题可以让步。大家谈得十分融洽。周恩来同志还指着各种地图，向我们分析了形势。大约谈到下午两点时，有人来通知我：马歇尔特使派李参谋来接我坐他的轿车去见宋美龄，已在门口等候。大家都催我去，我于是中途离席。

　　轿车一直送我到蒋介石官邸的门口。宋美龄身穿旗袍，在布置得非常讲究的二楼客厅迎接我。她让我坐在双人沙发上，自己坐在我旁边。她招呼仆人送来一杯热茶，让我吃香蕉、糖果，并回顾了一九三八年在庐山妇女座谈会时同我见面的情景，寒暄了一番，显得很亲热的样子。我首先向她讲述了“下关事件”的经过，宋表示很“愤慨”。我说：内战使工商业凋敝，学生学业受阻，使人民生活穷困，社会不安，使国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我要求宋运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防止内战，促进和平。宋像外国人似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不是政府呀，我只能把你的意见转达给政府。”我针对国民党特务的横行霸道说：“今天中国人民要求的，顶多也不过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和自由。假如人民连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意志的自由都没有，他们是会用行动来表示的。”宋美龄是在美国长大的，呼吸过美国式的自由空气，她对此表示“理解”。我又说：“听说上海有几家替人民说话的报刊，如《文汇报》等，不久就要被政府用‘登记手续不完备’为理由‘立刻查封’，希望夫人注意。”宋表示惊讶：“真的吗？不会吧！”我说：“我是这么听说的，你最好问问吴国桢市长。”（后来，《文汇报》等报刊在一九四六年得以免予“立刻查封”，可见宋对“政府”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最后，我讲了上海学校中一些特务学生横行霸道的情况。我说：“有的三青团学生掏出手枪来放在桌上，对老师和同学进行威胁。”宋又耸耸肩膀，把两手一摊说：“真有这种事情吗？”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基本上用汉语谈，偶尔也掺杂用英语。我看她谈话没有什么诚意，就告辞出来。她送我到门口，我乘原轿车回医院。到晚上我才知道，代表团其他成员在梅园新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周恩来同志还招待大家吃了晚饭，真是后悔不迭。

　　第二天，宋美龄派她的秘书张霭真送来一大筐水果，有苹果、香蕉等。

　　该见的见了，该说的说了，我们赴京请愿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此行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制止国民党的内战。然而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任务要靠强大的人民军队、靠全国人民的奋起才能完成，绝不是我们代表团区区几个人完成得了的。但是，下关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它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面目，教育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没有在南京继续逗留的必要，该是回上海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