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返沪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大约三时许，我们上海人民团体晋京请愿的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和我共八人（胡厥文有事暂留南京），偕代表团秘书胡子婴，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南京返上海。我们几个受伤的人是直接由医院坐小卧车去机场的。到机场欢送我们的，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齐燕铭、李维汉等，有民盟方面的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梁漱溟。我们在登机前曾向欢送的人群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代电）。

　　同日下午五时，我们所乘的班机在上海龙华机场着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新闻记者及各代表的亲属数十人到机场迎接。我爱人严景耀借了新华银行的一辆小卧车来接我。我们下机后，由代表团秘书胡子婴代表大家发表了谈话。

　　我们几个受伤的人，在南京扶伤请愿，又带伤返回上海，亟需休息。马老回沪后，在寓所玻璃门上贴了如下告示：

　　伦等入京呼吁停战，业于前昨分别谒见蒋主席、周恩来先生、马歇尔特使，当蒋主席答复：“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周恩来先生答复：“绝对赞成和平。”马歇尔特使答复：“我定要使中国和平实现。”知关锦注，略具奉告。伦伤创渐痊，惟尚神经衰弱，不能多语，拟休息数日，再图答晤。劳劳感甚，特此志谢！

　　叙 伦 六月二十九日

　　我回沪后，伤未痊愈，又加异常劳累，于是由严景耀代为接见不断来访的朋友和慰问者。当时，我备了一个小笔记本，凡是来访问我的人，都请在小本上签名留念。

　　当我们在南京被殴凶讯传到上海时，上海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曾发起“和平献金”运动，以慰劳和馈赠赴京请愿的受伤代表，并扩大宣传影响。这个活动从六月下旬一直持续到七月上旬，共献金一千零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元。这在一九四六年中期是很不小的数目。《文汇报》当时几乎每天报道“和平献金”的情况。我们曾写了一封公开信感谢各界人民，登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敬启者：六月二十三日，叙伦等代表上海五十三个人民团体入京访谒政府当局及中共代表、美国特使，不幸甫抵都门，即遭所谓“苏北难民”围击，致受创痛。乃承各地团体及中外友好，或驰函致问，或劳步相存，馈贻不绝，慰励有加。叙伦等虽勉成使命，实未获效果，心深惭悚，无以塞责！顾仍荷社会各方面矜其遇暴，勖其就医，先后赐致药饵之资，业由文汇报馆汇集交到。叙伦等接受之余，莫名感荷。惟是叙伦等伤病渐愈，敬此恳辞再赐隆惠：至叙伦等医药所需，业已经各团体屏当讫事。兹将尊款移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用诸社会事业，以广仁风。特此声明，并致谢忱。顺颂

　　公安！

　　雷洁琼 马叙伦 阎宝航

　　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我们代表团的几个人，后来有的应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的应邀到学校、工厂做报告，把“下关事件”的真相告诉上海广大人民。记得刘王立明曾在国际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的经过和被殴的真相。如果说在抗战胜利后的初期，蒋介石还能欺骗、蒙蔽一部分人的话，那么，经过“下关事件”的教育，蒋介石已是民心丧尽，假和平、真备战的狠毒心肠已经昭然若揭。

　　（本文选自《雷洁琼文集》P391—426。雷老此文撰于1982年，首发于《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六辑，后又曾收入《文史集粹》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