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

　　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能参加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亲身受到“下关事件”的战斗洗礼，主要是受爱国主义和正义感的驱动，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一九三一年，我二十六岁时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我学的是社会学。我曾天真地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可是学成回国后，我不禁为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感到震惊。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呢？我接受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聘任从事教学工作，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但我眼看着不合理的社会却束手无策。回国后仅仅两个星期，“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蒋介石集团采取不抵抗主义，使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军得寸进尺，第二年又进攻我国驻在凇沪的十九路军，爆发了“一二八”抗战。日军入侵，国土沦丧，同胞被杀，全国人民无不热血沸腾，怒火满腔。我和郑振铎、顾颉刚、高君珊、马鉴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棉手套，送往东北，送往古北口，送往上海十九路军。但是，蒋介石政府却采取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装备精良的部队调去“围剿”红军，忙于打内战而对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我国的东北三省、热河（现河北北部）和河北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从北平沿铁路线，经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驻扎着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欺压、奴役中国人民。而蒋介石政府却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发布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不许人民爱国。我们气愤之极，感到要做亡国奴的危险，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当我愤怒、迷惘、困感的时候，一九三五年的冬天，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朝气感染了我，激励了我，把我卷入了群众游行的队伍。我走在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中，从海淀经西直门走到西便门，亲眼看到学生们用大木头撞开城门，看到学生们冲破全副武装军警的防线胜利前进。我佩服学生的勇敢爱国行动，我将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爱国青年。后来，我从爱国青年中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起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内心十分敬佩。我开始认识中共是爱国抗日的，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封锁和歪曲宣传，我尚不了解中共的组织和目标。

　　一九三八年初，我毅然离开燕京大学的教学岗位，走出了象牙之塔，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主要是组织和训练妇女参加抗战；在江西时，我同许多爱国青年合作共事，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我能看到进步的书报杂志。我的视野开阔了，政治觉悟提高了。在这同时，我还接触到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他们给了我许多教益。记得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庐山全国妇女座谈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在会上侃侃而谈，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使我非常钦佩。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我和办事处主任陈少敏时有来往、得到她不少帮助。我在南昌某女子中学里还听过一次陈毅同志作的关于游击战的报告，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敬仰不已。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到前方视察，路过吉安，我幸蒙接见。记得他谈到了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的道理，透彻地分析了形势，得出了抗战必胜的结论，使我心明眼亮。我认识到中共真正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这样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再加上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更增加了我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后来，由于政治形势不容许我在江西继续工作，我转到沦陷区的上海教书。敌人的凶残，汉奸的无耻，人民的苦难，亡国的危险，使我忧心如焚。这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组织了两个“聚餐会”：一个是“星二聚餐会”，参加者多为文化界人士；一个是“星五聚餐会”，参加者多为工商界人士。“星二聚餐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萧老板家中举行，每人每次交一元聚餐费。会上，由地下党组织人报告战况，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有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我和我的爱人严景耀也是这个聚餐会的经常参加者。这个聚餐会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外围的进步政治组织。通过这个聚餐会，我们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我和党的关系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