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火车站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早晨八点钟左右，我们代表团的成员（胡厥文因事当天未能成行）就到达上海北火车站。我们买的是上午十一点的快车票，但因为预定要在北火车站开一个群众性的欢送会，所以我们都提前到了。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一队队的人群聚集在北火车站周围，他们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手执各种小旗，有的唱歌，有的呼口号。我们到后，欢送的队伍象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北火车站周围。站内站外，人山人海；月台两旁，万头攒动。北火车站成了人的海洋。后来有的报纸估计欢送人群有五万人，有的估计为十万人。谁也没法去清点数目，但形容为人山人海是不夸张的。人群里有数不清的标语、旗子、横幅、漫画等。上海市电话局职工一幅大标语使人印象最为深刻，那上面只有八个字：“内战不停，电话不灵！”到车站送行的知名人士有陶行知、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林汉达、王绍鏊、田汉、吴晗、沙千里等。

　　十点钟，欢送大会宣布开始。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的两辆宣传卡车停在火车站口，作为临时主席台。上海百货业的铜管乐队奏起了《反内战》乐曲（用《打倒列强》原谱），一位青年站在主席台上挥动手臂指挥，几万人跟着唱起了雄壮的歌：

　　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要和平！要和平！

　　全国同胞起来，全国同胞起来，

　　要和平！要和平！

　　欢送会的主席团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位组成。王绍鏊首先致词，他说：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假如这次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京请愿，直到和平实现为止。全场群众跟着呼喊“去！去！去！我们都去！”

　　我们赴京请愿的九个代表，大都年事已高，马老那年已经六十二岁。为了防止过于疲劳，大家推举蒉延芳先生和我给欢送群众讲话，其他代表都先上了火车。蒉延芳先生讲话，答谢上海各界的热情欢送，说：“中国一定要和平，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把青年学生打老了，我们老头子打死了，工商业打垮了，中国就打亡了。再打下去，真是不堪设想了！”我应邀讲话说：“看见这么多人欢送，增加了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无限勇气。但是，我个人力量很小，希望大家更团结努力。”

　　接着，陶行知先生讲话。他说：“八天和平不够，我们要永久和平。和平与民主不可分。我们要十分的和平，也要十分的民主。中国再打下去就要亡国了，不愿做亡国奴的联合起来！”林汉达先生执大蒲扇走上讲台，对着扩音器很诙谐地说：“九位代表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中国人，不管哪一个，除掉少数好战分子外，没有一个人愿打内战。中国的主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今天为什么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呢？抗战以前，政府对日本非常稳健，那时也是学生和人民北上南下的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战。今天这九位代表去，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这时，会场沸腾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停了一会儿，林汉达才接着说：“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我们更希望外国人帮助中国实现和平，不希望用飞机大炮来帮助中国打内战。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不愿意再打内战。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去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我们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目的不可！”这时，掌声雷动，群众在烈日下有节奏地高喊：“去，去，步行去！”台上台下沸腾起来，到了极点。

　　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也被热烈欢迎讲了话。他们呼吁当局减少军事开支，增加教育经费，并表示赴京请愿不达反内战的目的决不罢休。

　　最后，吴晗（西南联大教授）讲话说：“今天是民众抬头的日子。最后决定权属于人民。谁敢再打内战，一定被人民唾弃。这次人民代表晋京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永远不许失败。”

　　他提高声音又说：“上海市人民是和这八位代表站在一起的，请吴市长（按：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来看看今天的大会，是否能代表民意？！”讲话结束后，南洋女中学生代表走上主席台，赠给我们赴京请愿代表一面锦旗，上面绣有“立刻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字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再去；四、通电美国政府，希望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

　　大会结束，离开车还有十几分钟。群众簇拥着我们走进车站。成群的中外记者跟着我们采访，美国福斯制片公司派人来拍摄了现场实况。车站成了五彩缤纷的标语的海洋。最多的标语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和平”、“保障人民自由”等。我们走到月台，看到车厢、车窗、车顶上也贴满了标语和漫画，其中有一条大标语特别令人瞩目：“内战若不停止，全国同归于尽．”当然，也有两条唱反调的大标语，一条写的是“打倒马叙伦”，一条写的是“打倒林汉达”，挂在北火车站的站口，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国民党特务搞的。这两条标语尽管布幅很长，字也不小，但是孤零零的，显得既可笑又可怜。

　　许广平大姐一直送我到代表团乘坐的头等车厢旁（两位学生代表乘坐另一节车厢，大概是硬席）。她对也来送行的我爱人严景耀说：“假如雷先生去请愿不成功怎么办？”严景耀幽默地回答说：“那么我就不要她回来了。”送行的人们听了哈哈大笑。在笑声中，许大姐说：“那么，雷先生是非成功不可的了。”上车后，我们从车窗里伸出头去，请大家回去，可是谁也不走。这时留在月台外的群众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火车不开的消息，立刻激动起来，高喊：“要求站长开车！”过不久，我们乘坐的一一六号列车终于正点起动，乐队奏起了欢送曲，群众高呼口号（有的呼“铁路工人万岁！”）并纷纷挥手致意，月台附近还响起了爆竹声。我们伸出手去，同跟着列车跑的人们握手、握手。

　　车离开了火车站，我偷偷地问马老：“今天这么大的欢送场面，大概是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吧？”马老回答说：“你说对了。”我心里想：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的争民主要和平运动，一定会蓬勃发展，势不可当。

　　据后来别人告诉我，我们的列车开出北火车站后，数万群众开始了上海市规模空前的示威大游行。十一时许，游行队伍出发，由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打头，等到队尾统益纱厂工人离开北火车站时，已经十二点了。游行持续了约五个小时，行程数十里。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严景耀、吴晗等都走在队伍的前列。沿途不断有市民加入，队伍愈走愈壮大，形成了反内战的巨流，周建老当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他游行后说：“生平没有走过如此长的路，可是一点不感到疲倦。”这次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表明了上海人民新的巨大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