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的暴行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们的列车终于缓缓驶进南京下关车站。从上午十一点开车，到下午七时进站，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我们这趟京沪快车足足行驶了八个小时。

　　停车后，民主同盟代表叶笃义及先期到京的代表团秘书罗叔章等上车来欢迎我们，几位新闻记者也上车进行采访。他们下午四点就来等候，等了三个钟头。我们与欢迎者略事寒暄后，即鱼贯下车。这时，有三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从人丛中挤到我们身边来，他们缠着要求我们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虽然很勉强地做得有“礼貌”，但那种有意寻衅的表情一望而知。我们代表团的秘书胡子婴非常和婉地答复他们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这三个人仍不满足，反复问我们：“战争的责任究竟谁负？”“你们对共产党的印象怎样？”直到把手上拿的纸条上写好的问题问完了方才住口。经过这一番纠缠，我们发现，同车来的旅客都已出站，而我们却找不到“红帽子”（按：解放前火车站上搬运行李的工人都戴一顶红帽子），行李没人搬，就自己动手慢慢地搬。这时，又有两个自称“苏北难民”的人，一个穿中装短服，一个学生制服，走上前来要见马老，同我们“谈话”。他们先谈“难民”不能回乡的“苦衷”，接着就以挑衅的口气提出一连串准备好了的问题：“你们来的动机是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苏北的情形？”“内战的责任归谁负？”胡子婴代表大家严正答复说：“只要中国内战停止，离家流落的难民就可以回家了”这两个家伙看看没有什么机会可乘，也溜了。一会儿，叶笃义找来“红帽子”，把行李搬出了月台，我们跟着出了收票处。这时，，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我们包围起来。我看到两旁排列着一些军警，但他们视若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我们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老、我，还有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叶笃义和几个记者也被迫进了候车室。在推推拉拉的过程中，我紧跟着马老，我的手提包、手表和眼镜被暴徒抢走了，手提包内有给马歇尔的备忘录副本，有上海各界人民签名给中共代表团的致敬书。我们被推挤进候车室后，几个宪兵和警察来到候车室门口把门，好像是来“保护”我们。我跟把门的宪兵商量，要求往城里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宪兵回答说电话线已被切断，不能打。显然有周密布置。聚集在门外的“难民”大叫大嚷：“叫姓马的出来！”“打倒共党！”把门的军警允许“难民”派“代表”进来，于是几个“难民代表”进来和我们谈判。开始，他们要求马老带他们去见周恩来；后来这话不说了，又劝我们回上海；后来又要求马老出去和“难民”见见面，讲讲话。马老闭目端坐，一概不予理睬。在这个过程中，几个“难民代表”出出进进，十分忙碌，似乎是不断向上级专汇报”和“请示”。

　　双方正在僵持不下，阎宝航突然闯进候车室。原来，盛丕华、蒉延芳等被困在西餐序，恰有几个外国人正在那里用餐，“难民”总算客气，没有吵闹撒野。盛、蒉等听到我们这边大乱，放心不下，阎宝航于是挺身而出，跑过来看我们。他看到这边的情形，气愤不过，就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和“难民代表”谈判。这些“代表”提了十几个条件除了送他们“还乡”之外，还有什么“共党放下武器”、“民盟不搞政治活动”等。谈不出所以然，“难民代表”就请阎宝航出去向“难民”讲话，阎慨然允诺，出去向这些所谓的难民进行宣传和解释。刚讲了几句，“难民”就狂叫：“不听！不听！叫姓马的出来！”还有几个“难民”对着阎宝航大喊：“跪下来！跪下来！”如阎宝航气得浑身发抖，愤慨地说：“我在东北打了几年游击，从来也没有向日本人屈膝。跪，办不到！你们枪毙我好了！”这些“难民”见吓不倒阎宝航，又大叫大嚷：“要姓马的出来！”马老年事巳高，已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当然不同意让马老出去。马老则始终闭目端坐，一百个不理。事后马老告诉我：“来的时候，早经决定为着国家民族，拼了这条性命。四十多年民主政治的愿望没有达到，反使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内心的痛苦比死还要难过。如果他们把我一顿打死，是成全了我。所以我能心如止水，一点没有什么惊慌。”

　　这时，前来进行采访活动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和其他几家报社的记者，为了急于回报社发稿，向“难民”们说明自己的身分，要求出去。他们刚出去不久，就被暴徒包围，在人群后面有人喊：“打那个女的！”浦熙修随声挨了打。又有人喊：“那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高集也挨了打。这是特务们“小打出手”，“大打出手”还在后头。记者们不得已，只好退回候车室。

　　这样纠缠了几个小时后，一辆满载武装宪警的卡车开进了火车站，他们包围了现场，并不进行“弹压”，却站在远远的地方袖手旁观。我们要求他们维持秩序，他们置之不理。“难民”们停止了哄闹，纷纷交头接耳，似乎在等待上峰指示机宜。趁此机会，一个记者冒充是警备司令部的，才混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难民”们又哄闹起来，尖叫声、谩骂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便衣“难民”不断增加，而宪警却不断减少。到晚上十一点多，也就是我们下车被围困五个多小时之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难民”堆里一个人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于是大批“难民”一拥而入。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飞向我们。阎宝航和我为了保护马老，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了那面，挡不胜挡，结果马老还是挨了打。后来马老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被打得最重的是学生代表陈震中。他年轻力壮，曾猛烈抵抗，因寡不敌众，被打成重伤。记者浦熙修、高集也未能幸免。我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一只痰盂击中，疼痛异常。一个暴徒趁乱要抢我的戒指，我拼力抵抗，结果我的手被抓掉了一小块肉，流血不止。混乱中，我被推躺在沙发上，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脱下我们的皮鞋猛抽我们两人，浦的鼻血流在我的脸上和身上，人也晕过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嚷嚷：“不要把她们打死，差不多了……”之后，这一场凶殴才停止下来。

　　被围困在西餐厅的盛丕华、蒉延芳、张絅伯等人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没有挨打。

　　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压力下，发布了将东北停战延长八天的命令，但是不出两天，命令的墨迹未干，又马上制造了一个下关流血惨案。这一事件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善良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