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伤之后

　　暴徒们大打出手之后，才有一批宪兵开到现场进行“弹压”。“难民”们看到事态闹大了，纷纷溜走。宪兵们听任那些打手溜走，却像押送犯人似的把我们装上－辆大卡车。我爬不上车，几个外国记者把我托上去。我看到代表们和几个中国记者东倒西歪地坐在或躺在卡车地板上，陈震中躺在车板上呻吟，伤势沉重。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到达南京警备司令部。当发现这里是司令部而不是医院时，我们纷纷表示抗议，拒绝下车。正在相持不下时，几个坐吉普车跟踪而来的外国记者仗义执言提出抗议，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先送我们去医院。当局无奈，才勉强同意把我们先送医院。

　　于是，我们继续乘坐那辆卡车去医院。路上，大家看到陈震中躺在车板上像个死人，呻吟之声渐渐没有了，都非常着急。有人还大叫：“快开车，快开车！”可是这辆老牛破车仍然晃晃悠悠、慢慢腾腾地走。又颠簸了约半个小时，才到达太平路中央医院分院，时间已是二十四日凌晨两点。士兵们把受重伤的人员抬进医院前厅，放在水泥地面上，然后在四周布岗，如临大敌。我们又痛又累，非常难受。正当我们痛苦呻吟之际，忽然一阵脚步声，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以及郭沫若同志走了进来。他们神情严肃地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周恩来同志还连连同我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他带来许多水果慰劳我们。当听说我们还未曾吃晚饭，周恩来同志又派人出去买牛奶和饼干来给我们充饥。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也来了。他们直到东方发白才离开。

　　那天凌晨，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也曾来到医院表示“慰问”，说了一声“抱歉”，并表示要赔偿我们被抢去的财物（后来并未实现）。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察厅一名姓乐的副厅长和南京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剑如也来到医院“探视”。

　　后来据郭沫若同志回忆说，他来医院慰问时，一进门，就在底层的敞厅里看见了我们。乱纷纷的，一屋子都是人。他首先看见一个人仰睡在长凳上，那是吴耀宗，未受伤。转过去，看到阎宝航躺在担架上，衣裳扯烂了，脸上身上好些血迹。马老则蜷卧在侧近的一条长凳上，眼睛闭着。我也躺在担架上，脸上身上都有血迹，但神志清醒。伤最重的是陈震中。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没有受伤，坐在靠壁的长凳上。胡子婴、罗叔章两位则忙于照拂一切。几个宪兵守卫着。叶笃义躺在诊室的长桌上。高集和浦熙修则躺在手术室里检查伤势，浦不断地哭泣。周恩来同志看到我们的狼狈处境，同院方力争，院方才允给三等病房的五张病床，由马叙伦、陈震中、阎宝航、叶笃义和我住。三等病房里的木床上布满了臭虫，哪里能睡得着？后来，高集、浦熙修包扎完毕后由宪兵派卡车分送回家。未受伤的代表由罗隆基陪同，下榻于南京鼓楼兴华旅馆。

　　在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足见国民党特务的横蛮和愚蠢。南京中国银行有一位姓陆的女职员，因公去下关车站办事，适逢其事，到候车室看热闹，被暴徒误认为代表团人员而打了一顿。她的衣服被扯得稀烂，几乎赤露着上身，糊里糊涂也跟着上了卡车。到医院后她伏案痛哭不已。包扎完伤口以后，她才噙着泪水离去。

　　据说，下关事件发生当夜，南京所有的报纸都接到不得刊登此事的命令，但是，第二天，还是有几家报纸或因为自己的记者在被打之列，或因激于义愤，报道了这一事件。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还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国民党当局眼看事情愈闹愈大，怕弄得不可收拾，对我们的态度才变得“好”些。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当局把我们五个住院的人由太平路中央医院分院转到刚刚建成的条件很好的黄埔路中央医院总院，由三等病房转入头等病房，每人一个单间。

　　住进医院后一连几天，来探视、访问、慰问我们的人络绎不绝。记得二十四日上午来看望我们的知名人士有李维汉、廖承志、范长江、邵力子和冯玉祥的代表等，还有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同我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关心、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对我们代表团人员的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来访问的记者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代表团是否将向法院起诉？马老代表我们大家回答说：起诉无对象，即使有对象，亦必无结果，故起诉又有何用？后来代表团研究后决定：我们既为和平而来，自不愿因此而有碍于和平谈判，因此不扩大追究。但要揭露真相，要向当局提出要求。

　　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罗叔章二位，每日加意看护我们，有时代我们答复函电，接待来访，备极辛苦。她们是守职尽责的典范。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宪兵一团装模作样地抓了八个“嫌疑犯”。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在二十五日上午的行政院例会上做“检讨”说：此次事件发生，治安当局未能尽到保护之责，内政部当局亦难辞其咎。该管区警察所长余湛防范不力，予以撤职；下关警察局局长余翼群记大过一次；首都警察厅长韩文焕予以申诫。蒋介石集团以为这样“表演”一番，就能够隐藏制造惨案的主使人，瞒天过海，草草了事。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宪兵一团抓的八名“嫌疑犯”，由宪兵司令部军法处“侦讯”后，以“毫无参加殴打事情”为由，取保开释了两人。其余六人于二十七日移送南京地方法院审讯。六人都异口同声地否认曾参加殴打，说是去“赶热闹”“看共产党”的。此案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