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们又收到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慰问电，全文如下：

　　南京周恩来同志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摄！

　　毛泽东 朱德

　　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写了一封慰问信给我们上海人民团体的八个请愿代表（另有一封信给两位学生代表），全文如下：

　　夷初、絅伯、耀宗、洁琼

　　延芳、达三、圣华、宝航诸先生公鉴：

　　敬启者：此次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团体，奔走和平，莅京请愿，不顾特务暴徒之威吓殴辱，支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至诚至勇，曷胜感佩。中共对当前国是主张，要在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致中国于统一富强之基。目前为争取长期停战，已作极大之让步，虽尚未获得协议，仍当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请以此意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并望再接再励，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至祈

　　时锡教言，以匡不逮，毋任盼祷。专此。祗颂 日祺！

　　周恩来 董必武 滕代远

　　邓颖超 李维汉 敬启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叶剑英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也发来慰问电。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封陆定一同志给我个人的慰问信，全文如下：

　　洁琼先生：

　　惊闻先生因奔走和平，在南京车站横遭暴徒凶殴，愤慨莫名。敬赠延安著名歌剧《白毛女》一册，聊表慰问之意。哂纳是幸，并颂痊安

　　陆定一

　　卅五年六月廿五日于延安

　　委派我们赴南京请愿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此发表宣言如下：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阁宝航、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吴耀宗、胡厥文、陈震中、陈立复等先生晋京呼吁和平，受五万余人民车站相送，谆谆嘱托，庄严隆重，中外感动，向所未见。不意经过苏州、镇江之际，一再遭受自称苏北难民者所阻挠。迨达首都，甫出车门，即遭暴徒包围，历五六小时之殴辱，致令代表受重伤者四人，大公、新民诸报记者，亦遭毒手。据目睹者所见，自称难民者胥为彪形大汉，衣履整饰，公然发号施令，指挥行动，组织俨然，断不类普通难民。本会各团体认为此次事件，显系好战分子指使暴被伪装难民，有计划压制民意，破坏人民请愿权利，残害人民身体自由之暴行。因和平停战之要求，举国人民咸同此心，而归心迫切之苏北难民，尤应首赞此举，何以反向我上海呼吁和平之代表阻挠、殴打；若谓彼辈为难民，谁其信之！且皇皇首都，车站冲要，军警密布，竟任令数千（原文如此）凶徒如此横行不法，责任所在，当局难辞其咎！为此，本会各团体除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并盼全国各人民团体一致起来争取和平，并对下关事件要求政府速惩凶犯，并严究发纵指使之祸首，确实保障各代表安全，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请愿权利，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再者我上海人民，自消息传来，连日悲愤填膺，椎心泣血，群情激荡，众怒难平，深望政府当局顾念舆情，对我呼吁和平代表，披肝沥胆，以诚相见，毅然宣布结束武力解决，庶能挽垂危之大局方面已失之民心（原文如此）。否则每一国民，都有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都有继续请愿、为各代表后盾的决心，言出必行，义无反顾。恐进京请愿和平者，将不止十人百人、千人万人而已。际兹月末，停战期满，上海人士严正期待政府之决策。谨此宣言！

　　我所执教的东吴大学也发来慰问电：

　　洁琼先生、立复同学及各位反内战人民代表英鉴：

　　先生等此次为反对内战促进和平，代表人民晋京呼吁，不意竟为暴徒殴辱，且伤害颇剧，实深愤慨！本校师生于哀痛之余，誓为先生等有力后盾．愿先生安心求治，早复健康，俾便再接再励，以完成争取民主和平大业。特此慰问。

　　东吴大学师生 谨启

　　沈钧儒、陶行知等九位知名人士也发来慰问电：

　　南京中央医院

　　马夷初、阎玉衡、雷洁琼、陈震中诸先生公鉴：

　　此次先生等代表上海五百万民众，不辞劳瘁，晋京为民请命，呼吁和平，不意方抵都门，即遭暴徒凶殴，钧儒等闻悉之下，不胜悲愤！八年抗战，疮痍满目，经济己临崩溃，饿莩遍及全国，若再继续内战，势必亡国无疑。先生等为和平奔走，而竟遭毒手，全国人民同声愤慨。钧儒等一息尚存，誓必为先生等后盾，不达永久和平不止！特电慰问，并致最高敬意！

　　沈钧儒 陶行知 沙千里

　　沈志远 闵刚侯 徐伯昕

　　孙晓村 吴觉农 史 良

　　陶行知先生还单发了一封慰问电，里面有这样的话：“弟未能奉陪晋京，分受光荣之伤，深以为终身之大憾！”

　　此外，茅盾、马寅初、周信芳、史东山、冯亦代、骆宾基、徐迟等也纷纷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茅盾在题为《下关暴行与人民最后的期望》文中写道：“下关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是也叫人们想起了‘三·一八’。那时候，段政府以为用流血的手段可以‘终止’了人民的‘请愿’，结果呢，‘请愿’之类固然不再有了，可是人民却用另一种方式表示了意志。到了与人为善的行动都被用血来淹没的时候，人民的认识将会更进一步的。”

　　我们住在医院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访问者络绎不绝，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慰劳品多得不得了。解放区的舆论和国统区的公正舆论都支持我们，站在我们一边。在国统区的报纸中，重庆《新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态度最为鲜明。在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高压下，一些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曲折的方式，表示了对我们的同情。《南京人报》有个《蜂刺》专栏，由令狐畏执笔。下关事件的次日（二十四日），该专栏只登了“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大字。

　　当然，也有人企图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宣部通过中央社公布了所谓“六·二三”事件经过，竭力歪曲事实，诬蔑我们；《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御用报纸一个调儿地咬定我们是“冒充人民代表”，是“自称人民代表”。记得当时上海、南京许多报纸都刊登了驳斥的文章。叶圣陶先生当时写了一篇很有力、很及时的短文批驳他们：

　　马叙伦先生等并非“自称人民代表”，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推选他们的都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我们要争取发表的自由，我们有意见，就得发表。我们要争取委托的自由，我们相信马先生等不负我们的委托，就委托他们。发表跟委托这些事情，难道也要登记、核准、圈定吗？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