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新兴业态呈现出活力迸发、引领世界的可喜局面。特别是以网约车为代表的“互联网+”便捷交通新业态迅猛发展，人民群众出行方式实现创新，解决了以往打车难的痼疾，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滴滴、易到等为代表的网约车平台为数千万网约车司机提供了就业机会，为数亿城市居民提供了个性、便利、多样化出行选择，有效激活了社会闲置资源，提高了城市交通出行效率，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麦肯锡发布的《寻找快车道：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调查报告，“中国消费者自从使用移动出行O2O服务以后，减少了近20%的私家车出行。”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华北城市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智能出行平台出现后，北京每辆车日均服务人次显著提升，达到2.24人次，在不增加路面拥堵的情况下，提升了12.1%的小汽车利用率。另据易观智库发布《中国移动互联网数据盘点&预测专题研究报告2016》，2014-2016年三年间中国移动出行用车用户规模分别是2.11亿、2.94亿、3.62亿人，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16年市场规模已达1084.5亿元，预计2018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675.7亿元人民币。 2016年7月，交通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并于201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暂行办法》从政府部门规章层面明确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这无疑是对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但在随后42个城市地方交通运输部门正式发布的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中，则对网约车司机及车型的准入设置了较高的门槛：除了户籍、车牌限制之外，还在车辆的轴距、排量、装GPS等硬件设施，及把数据信息接入当地监管平台等诸多方面做了明确要求；部分二三线城市在驾驶员、车辆、平台等方面对网约车提出的要求照搬甚至超越一线城市；各地都规定司机通过网约车考试才可经营网约车（从已经考试的城市看，通过率普遍不超过20%，广州首场考试更是只有两名司机通过）。由此导致各地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网约车供给下降，居民出行又重新面临打车难、打车贵的局面，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为了改进网约车管理模式，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健康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给予非本地户籍市民同等的从业权利。在百姓的衣食住行领域，各城市未限制外地人员从事前三个领域的工作，建议出行领域也不要设定户籍限制。部分城市都要求外来人口必须持有居住证半年或一年以上。很多驾驶员即便马上取得居住证或开始缴纳社保，短期内仍然不能申请从业资格证。取得居住证或缴纳社保的时间长短，是驾驶员主观努力无法实现的，不宜用作筛选驾驶员的限制条件。建议取消这类限制，通过教育、考试选拔出高素质的网约车从业者。首先，户籍改革正逐步推进，旧的户籍制度与经济新常态不匹配，更开放、更科学的户籍管理机制将是大势所趋。其次，对网约车的户籍限制有悖于市场经济和公平就业原则。以北京为例，据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北京现有常住人口2172.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约807.5万人，占比37.2%；现已解决就业1042.5万人，16至60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约75%，即尚有587.2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其中常住外来人口约为218.4万。因此，要求网约车司机具有本地户籍事实上损害了这200多万公民的就业机会。再次，部分地区网约车管理细则与现行的《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居住证暂行条例》等多部法律存在冲突，刻意通过户籍限制影响网约车数量供给和司机就业，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显然属于政府干预过多、人为阻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单独对于网约车行业进行户籍限制也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更不能解决北京等特大城市的现行问题。 第二，降低车辆准入标准。对网约车轴距、排量等的限制，应契合绿色出行的环保理念，应大力提倡拼车、顺风车，提高车辆利用效率。建议网约车车龄不超过8年，燃油车轴距不小于2600毫米，排量不小于1.6L/1.4T，车价不低于本地出租车车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