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沃森，我一生的偶像”

　　在罗永章办公室墙上有一张他和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人的合影，他的PPT里也多次插入了这个老人的照片。

　　“认识他吗？”罗永章问。

　　记者仔细端详，实在不知其为何方神圣。

　　“他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詹姆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我一生的偶像！”罗永章使劲儿地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说话的声音也异常坚定。

　　见到记者反应平淡，罗永章提高了嗓音，进行了十分认真的介绍———詹姆斯·沃森是和达尔文、爱因斯坦一样齐名的人物，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成为开辟现代生物学的里程碑。

　　在他眼里，詹姆斯·沃森是健在的诺奖得主里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自从小时候在书上知道了詹姆斯·沃森后，我就想将来要做中国的‘詹姆斯·沃森’。”

　　詹姆斯·沃森对罗永章的影响深入骨髓。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发现了太多的机理和信号通路，也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但有多少能对肿瘤患者有所帮助？所以，能够将肿瘤治愈或者控制，才是最有意义的。”

　　正是大师吹响的这个冲锋号，让生性好强的罗永章成了冲在第一线的战士。这种动力至今未变。

　　2008年、2010年，詹姆斯·沃森两度专程来清华大学访问他的实验室。

　　2013年，他带领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证明Hsp90α是全新的肿瘤标志物，并由此开发出肿瘤早期检测的试剂盒时，沃森博士得知后兴奋不已，专程派人送来贺信，信中写道：“你和你在清华的同事向攻克癌症这一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罗永章在讲述中再次回味这两件事带给他的无上荣耀，记者被他的激动和欣喜感染着，好像自己身上也贴了金。

　　对于取得的成绩，罗永章没有否认自己的努力，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生需要一个伟大的偶像，只有伟大的偶像才可能唤醒伟大的自己。”

　　罗永章说这话有足够的依据，60后的他青少年时期正是人们对陈景润、华罗庚等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莘莘学子正是在这种科学崇拜中寒窗苦读、负笈求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界的翘楚。

　　孩子们还有当科学家的梦想吗？

　　“现在的孩子们还想当科学家吗？年轻人还有这样的偶像吗？”罗永章情不自禁地问道。

　　2015年1月，号称“布鞋院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地理学家李小文去世。之后没几天，某青年歌手因乳腺癌去世。李小文院士的去世消息在几天后才见诸媒体，之后的报道冷冷清清。相反，该歌手去世的消息轰动了媒体圈，不少门户网站推出了专题报道。

　　对于媒体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罗永章有些扼腕。

　　罗永章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每年全国两会，每逢他碰巧和文艺界委员在一张桌上吃饭，都会有不少年轻记者跑过来和这些明星合影，还经常让一旁的他帮他们拍照。

　　对于这样的现象和经历，他再次讲了詹姆斯·沃森的例子。

　　詹姆斯·沃森来清华拜访他的实验室时，不管是清华的理科生还是文科生，甚至很多艺术学院及清华附中的学生都跑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排队想请他签名合影。可这只是在清华，只是清华的一部分学生。在美国，詹姆斯·沃森家喻户晓，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认识这位科学大佬。罗永章去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参加会议时，多次看到只要詹姆斯·沃森出场，不管是坐在自助餐桌旁，还是站在走廊看墙报、和人聊天，总有人悄悄凑到他身旁，“借他”拍张照片。而沃森老先生经过半个世纪的适应，早已习惯了被人当做拍摄的道具，可以完全不受打扰地做自己的事。小小的细节体现了社会对科学那种自然的、非功利的崇尚，还有科学大家的平易。

　　在美国，大多数科学家也不被媒体关注，绝大多数科学家老百姓并不认识，但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对他们的尊重都是毋庸置疑的。科学家虽然成不了富翁，但生活条件、待遇等各方面，也算很优厚的。

　　但在中国，这种氛围还较差，至少崇尚科学、尊敬科学家的氛围还不够浓厚。相反，追星、崇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风气却很盛。另一方面，我国个别科学家也开始偏离科学家应有的状态，正走在自己“造星”的路上，高调在媒体上频频露面，跨界高谈阔论，甚至误导公众，这最终将破坏科学家群体的公众形象。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泥沙俱下，我们把西方好的坏的东西全引进来了。由于缺乏正向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很多人对金钱名利的追逐太强烈了，社会也变得浮躁。”罗永章说道。

　　在这方面有些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媒体一味迎合受众口味，对明星、官二代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身价多少、一年收入多少等花边新闻过于关注，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社会正确价值导向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会害了孩子。

　　“孩子如果每天耳濡目染这些东西，他们还会产生当科学家的梦想吗？如果想都不想了，我们的科研后备军将来会如何呢？”罗永章表情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27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你记得几位？

　　罗永章不想在媒体上出名，理由很简单，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科研环境。

　　不过，罗永章还说了后半句话：“科学家可以不出名，但科研氛围和崇尚科学的精神不能被冷落。”

　　媒体是舆论导向的引领者，被誉为社会公器，他们对科学家的报道，对其科研成果的关注，对于传播科学精神、提高百姓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氛围至关重要。

　　“从2000年到2016年，我国有27位科学家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家能记住几位？赵忠贤院士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在我国超导领域默默耕耘50多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媒体可曾追踪过？屠呦呦研究员在获得诺奖之前，有多少百姓听说过她？”罗永章的发问让记者后背直发凉。

　　在罗永章看来，在对科学家的关注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上，媒体显然冷淡了。科学家需要感受寂寞，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存在感。

　　2005年，也就是罗永章回国后的第6年，新药恩度的成功研发，让不少晚期癌症患者成功控制了病情，延长了生命。对于仿制药占比超过95%的中国，这意味着什么？

　　国内外媒体和业内人士对于该药的态度却是天壤之别。

　　惜字如金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05年12月22日头版用3000多字的篇幅报道了这则新闻，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哈佛大学《新生血管前沿》和《梦》等期刊纷纷报道，英国《自然·医学》杂志报道称：“罗永章以一种更便宜、更有效的形式使该药物（内皮抑素恩度）重获新生。”

　　国内报道不仅寥寥，而且还有一些媒体和专家认为该药是假药，是在国外试验不成才跑回国内进行研究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永章的心境。他用润喉糖在桌子上反复排列推演，用逆向推理的方法告诉记者这种声音的荒谬。最后，他不得不摇摇头叹息道：“这种对待科技创新的态度让我有些困惑。”“特别是一些学者的心态，我真的很难理解。在我心里，学者该做的事是不断拿成果说话，而不是当评论家指指点点，或者变身职业打假或者医闹之流。”

　　但是，罗永章从未言放弃。相反，他在生命科学领域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实，因为国家扶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越来越好，整体氛围也在向好。

　　罗永章有个愿望，他说自己如果找到延长人类寿命的“钥匙”，他希望让詹姆斯·沃森再多活50岁（虽然他已年届90），那样他即使在耄耋之年也会有无穷的战斗力。

　　“知道埃隆·马斯克吗？就是美国发明特斯拉的那个，《技术狂人》系列文章的主角。”罗永章又在考验记者。

　　中国科协党委书记尚勇去年在看到罗永章正在做的课题后说：“你若实现了你的梦想，你就是中国的埃隆·马斯克。”

　　“埃隆·马斯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第二天让秘书买来这本书。看完最后一页后，我对着他的照片说：‘早晚有一天你得来找我！’”罗永章说。

　　还好，记者听说过此人。同时，觉着罗永章的疯狂一点不逊于埃隆·马斯克。

　　临别之际，罗永章的表情恢复了平静，他迅速跑在记者前面开门，还坚持送到楼梯口。科学狂人又恢复到谦谦君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