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1991年，我国著作权法颁布的第二年，王立平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说，如果给王立平立个碑，原因不是王立平的《红楼梦》，而是音乐著作权协会。国外同行更称王立平是“中国音乐著作权之父”。

　　音乐著作权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文艺界和社会各界都很羡慕音乐著作权协会。音著协建立起来了，使得音乐界著作权人很难得地团结在一起，在法律的保护下，操作民主、规范、透明，形成的一个很好的保护机制，也得到了国家充分的肯定。特别在著作权法修订后，协会工作快速推进。现在协会和几十个国家签订了相互代表协议，注册的音乐家都有国际编码，签订了相互代表协议的国家可以替音乐家代收在其他国家的作品使用费，每年音乐著作权使用费的收集和分配的增长速度名列世界同行业前茅，前几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曾经为电视剧《三国演义》的音乐主创代收了在外国的使用费几十万元人民币。协会整体实力已经进入著作权管理组织全球50强，这足以说明我国音乐著作权保护的进步和喜人形势。

　　在中国发起创立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从1987年开始，王立平就开始筹备这个协会。包括到国外去考察协会、牵头组织音乐家……到1991年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其中的艰辛是一言难尽。“前些年，大家都认为音乐是无价的。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承认音乐应该是有价的。使音乐版权意识逐渐为社会了解和承认，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之努力20多年的成果。我对这个成果感到很欣慰。比如，最近关于卡拉OK收费的问题，大家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但我没有发现一个人说不应该交费。只是交费多少，谁来收费，用什么方式收费的问题，这已经体现了中国巨大的进步。”

　　说到音著协的创办过程，王立平只是简单地说:“我们经历过孤军奋战，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但依然还在跟各种困难拼搏着。”在王立平身上不仅可看到热腾腾的生气，更能看到艺术家的单纯和善良。面对大多数人的不理解及遭遇到的各种误解和不公，王立平没有退缩，也没有怨言。他开玩笑说：“面对种种困难无计可施，36计中只有一计可用，就是苦肉计。自协会成立的十几年来，我没有从这个协会拿一分钱工资。我干事，我奉献，并且不要报酬。音著协的副主席谷建芬，还有乔羽、吴祖强、付庚辰、徐沛东、杜鸣心、张丕基等担任协会领导的著名艺术家都是这样。” 王立平这些沉甸甸的话语颇让人感到些许悲壮。看来在创立音乐著作权协会过程中的艰辛和喜悦是局外人很难体会的。他并不愿意多谈个人的得失，话锋一转：“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把这件事做成了。”

　　从政的经历开阔了眼界，提升了创作的内涵

　　谈到艺术家从政的感受，王立平说：“我本来是一个从事艺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由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多党合作的需要，使我踏上了从政之路。现在做中国民主促进会专职副主席，这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我是个作曲家当然要搞创作，为了那些喜爱我的作品的知音们，也为了我自己。我心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想倾诉给我所爱的人们。但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关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思考关于多党合作、参政议政等很多问题。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轨过程，自己一直是在学着做，在具体的工作和实践中常常会也遇到难题，只好认真学习、认真思考，我这辈子注定了总是在不断的努力过程之中。艺术家要关注自然、社会和人，参政也是关注自然、社会和人，通过人大、政协的参政议政，特别是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以来的社会活动、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鲜活的人和事，丰富了我的生活和阅历，开阔了眼界和胸怀。”

　　王立平给记者的印象是和善、开明、幽默，言谈间常有妙语。王立平说自己总感觉到时间不够用，但也没有放弃作曲。他戏称自己现在是“一根蜡烛两头点，白天干革命，晚上促生产” 。他还特别强调：“虽然创作的机会少了，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创作更有力度、更有深一层的思考。像近年写的《红顶商人》、《赵树理》电视音乐和主题歌词都融入了更多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