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建国和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被日本侵略者蹂躏了八年的破碎家园。王绍鏊对蒋介石是早有认识，他始终认为，蒋介石一上台，国家民族就要遭殃，人民就要重陷水火。果然，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声刚停，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炮声又响了。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坚决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和卖国的政策，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并为之努力不懈。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双方斗争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了新的革命阶段。

　　当时在上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逐步掀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纷纷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大批进步刊物和杂志也相继创办，为了团结分散的进步力量，扩大反蒋斗争的规模与范围，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

　　还在抗战时期，他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联系，一是邻居，住合群坊19号的张纪元以及附近的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人，因为彼此住处靠近，又意气相投，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聚谈；二是潘子欣、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人，他们都为人刚直，准备利用帮会关系分化和打击杜月笙的地方流氓势力，他们每三两天聚会一次；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几位老先生，每周在蔡家聚会。王绍鏊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并有意识地帮助他们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了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定是必然结果。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夷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夷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马叙伦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民主斗士。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积极奔走。在北大任教和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期间，曾积极支持五四青年运动和其他学生运动，带头参加北平学生和教师抗议段祺瑞、徐世昌政权的斗争。在1921年的“六·三”事件中，马夷老曾遭徐世昌政权派遣的军警重殴，头部受伤。抗战期间他蛰居上海，更名邹华孙（其母家姓邹，华孙即中华民族之子孙）。其时汉奸陈公博以金钱相诱，马夷老虽家徒四壁，生活贫困，但坚不为所动，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他目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起而投身于方兴未艾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经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弊政，抨击蒋介石的罪行，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一位民主战士。马叙伦、王绍鏊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佩服对方的胆识和胸怀。王绍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使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名。从此两人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